教育社会学知识论发展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晓阳,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北京 100048)。

原文出处:
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回顾与评论教育知识社会学的发展,从19世纪中叶斯宾塞之问“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以及他对科学知识价值的推崇,到20世纪涂尔干科学理性源于社会结构与宗教的知识观;从20世纪70年代新教育社会学的发展以及伯恩斯坦提出的四对知识论范畴,到扬对他的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了从社会建构主义向社会实在论的转变;集中讨论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理性知识与经验知识、能力教学模式与表现教学模式、强有力者的知识与强有力知识的矛盾关系;厘清这些知识论范畴及其相互关系,对我国中小学课程与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21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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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教育问题的学科。早期社会学家如涂尔干(Durkheim,E.)除主要研究较为宏观的社会结构与教育功能问题之外,也与斯宾塞(Spencer,H.)等触及知识社会学问题。20世纪下半叶以后,受知识社会学的启发,教育社会学家日益关注学校内课程与教学等微观问题,这主要体现在20世纪英国教育社会学代表人物从伯恩斯坦(Bernstein,B.)到扬(Young,M.)的理论与著述之中。本文依据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学家的主要理论观点,试图勾勒出教育知识社会学的思想历程。

      一、知识论何以成为教育社会学的研究主题

      一般认为,教育社会学肇始于20世纪初的涂尔干。涂尔干是第一位将社会学应用于教育方面的学者。[1]1913年,他获任巴黎大学“教育学与社会学”教授。

      20世纪上半叶,教育社会学有两个中心议题。[2]第一个中心议题,是对教育在社会化中作用的研究。也就是说,通过教育,建构公民知识,建立个人层次的身份与社会层次的结构之间的联结,以实现多元工业化社会的整合。涂尔干对此的研究是开创性的,他在《教育与社会(Education and Sociology)》一书中,阐述了教育是对青年人所施与的有系统的社会化过程。

      第二个中心议题,是对教育组织与制度的研究。包括对可教育性(educability)、入学机会(先是中等教育,然后是高等教育)平等观念等的相关研究,突出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与英国,发生较大影响的是1963年呼吁扩大英国高等教育机会的《罗宾斯报告(Robbins Report)》,以及1966年美国的《科尔曼报告(Coleman Report)》。《科尔曼报告》提出“一致性的学校影响与差别性的校外影响的相对强度决定了教育制度在提供机会均等上的有效性”,认为“教育机会均等观念从学校资源投入的均等演变为学校教学效果的均等”[3]。此外,还包括“能力分组”、“机会的阶梯”、阶级价值、抱负差异、语言类型等各种研究项目。

      在20世纪上半叶教育社会学发展的同时,知识社会学成为经典社会学家关注的重要议题。鉴于教育是知识的传递过程,知识社会学与教育社会学成为社会学诸分支学科中关联最紧密的两个学科。诸如韦伯(Weber,M.)、舍勒(Scheler,M.)、曼海姆(Mannheim,K.)等,他们的知识社会学理论观点启发了其后的教育社会学家关注学校课程与教学等社会行动中的知识问题,促进了教育知识社会学的发展。

      与涂尔干结构功能论社会学观点不同,韦伯强调社会行动对社会学的意义。他指出,“社会学就是这样一门科学:它以解释的方式理解社会行动,并将据此而通过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对这种活动作出因果解释”。[4]在韦伯看来,要理解与解释行动的意义,及赋予行动以意义的内在精神活动,这种意义赋予就是价值。价值关联是文化意义的逻辑前提,价值关联也决定了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野。

      韦伯认为应当区分事实与价值知识,并提出著名的“价值无涉”的命题,即人们在大学授课时“是否应当”宣明“他们所赞成的某种伦理的或建立在文明理想以及其他世界观基础上的实际的价值判断”的问题。在他看来,教师天经地义的责任是需要向听众宣明:“哪些陈述是纯粹从逻辑推演而来的或对纯粹经验事实的说明,哪些陈述是实际的价值判断。”[5]

      正是在知识社会学的启发下,20世纪70年代开始,教育社会学研究重点发生转变:从传统对分配和教育组织的关注,转向对课程和教学问题的研究。其代表人物包括伯恩斯坦、扬、布迪厄(Bourdieu,P.)、阿普尔(Apple,M.W.)等。研究者们发现,改变学校组织、教师愿望,都只是形式上的变化,而更加需要注意的是内容。典型的是将课程中知识的组织看成是社会的建构。这是学者们明确将知识问题作为教育社会学研究课题的肇始。当然,知识分类从中世纪大学就开始了。而社会学的奠基者斯宾塞、涂尔干对知识论也有很多精彩论述,成为后来研究者继承与发展教育知识社会学的基础。

      二、斯宾塞之问的教育学意义:什么知识最有价值

      整个中世纪,神学主宰着欧洲的学校教育。即使在中世纪大学,文、法、神、医四个学院中,神学院也是处于至高无上地位。当时大学的知识门类包括“三学”(语法、逻辑与修辞)与“四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三学”探究文字与人类的内在世界,“四艺”探究外在世界两类知识间存在紧张关系。[6]

      文艺复兴以后,人文教育成为精英教育与学校课程的主要内容。到18世纪科学革命开始,人文知识与科学知识在学校教育中的平衡,开始逐渐向科学知识转移。培根(Bacon,F.)强调归纳法及实验科学,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直到19世纪中叶,人文教育仍然在欧洲学校教育中占主导地位。对于人文教育的内容,阿诺德(Arnold,M.)的定义是“历史上那些最佳思考与表述”[7]。他强调阅读文学著作及在理解基础上的记忆的重要性。与阿诺德不同的是,斯宾塞等人高度评价科学的教育价值,认为科学对于心智培养与身体都具有更加实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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