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7)05-0030-09 一、问题的提出 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前沿发展正在经历探究因果关系的变革。这一变革的推进源于政治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在过去几十年的持续积累，尤其是政治学在方法论、方法技术和经验理论三个层次的持续互动。尽管政治学界对政治科学研究有着不同理解，基欧汉和维巴在经典著作《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中尝试着对“科学研究”提出四项基本要求：以推论为研究目的；采用公开的研究程序；结论是不确定的；研究内容是关于方法的[1]。这为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辩论及扩散奠定了方法论依据，并在方法论层面强调任何社会科学研究的目标都应该是探索描述性或因果性推论，即强调知识积累的“因果性”(Causality)①。对整个社会科学而言，探究因果关系并非仅仅为了满足好奇心以理解社会现象或行为，更重要的是通过科学研究促进人类社会的知识积累，为改善或干预人类社会提供知识库。 除了政治学在方法论层次对因果关系的追求，近年来政治学对因果性政治理论的追求极大地受益于对经验政治理论的迫切需求。伴随着全球化和网络化时代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的日益复杂化和交互化，经典规范政治理论在解释力和对政治实践的指导能力上都表现出诸多局限，诸如全球治理、民主化与民主赤字、福利扩张与衰退、国家能力与治理、数字民主与网络暴政、恐怖主义与文化冲突等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迫切需要经验政治理论的供给。经验政治理论的核心特征即是经由对经验政治现象的定性或定量的“科学化”研究，探求政治现象或过程的因果关系，重视中观和微观层面政治现象背后的特定概念、变量或因素间的因果性[1-2]。中微观层面的特定因果关系将理论发展与政治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理论与实践的持续对话中共同发展。传统社会科学中大多数研究属于观察研究而非实验研究，这为社会科学领域识别和评估因果关系带来巨大挑战。近年来，一系列包括实验方法、准实验设计、统计方法、定性比较分析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及成熟，为探求因果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工具箱，并发展出一系列在方法论层面判定因果效应、检验因果机制的研究方法。 社会科学实验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首次亮相，自此社会科学家开始采用随机分配原则并分配被试对象为控制组和干预组。最早的政治学实验在20世纪40年代出现，美国政治学评论的第一篇实验论文在1956年出现[3]。然而，实验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被视为“异常”。利普哈特指出：“该实验方法是最为接近理想的科学解释方法，但不幸的是它很少在政治学中使用。”[4]进入1990年代，政治学领域的实验研究迅速崛起并向本国政治、比较政治、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扩散[5]。 近十多年来，借鉴自然科学研究的实验范式，政治科学日益重视将实验方法应用于经验政治理论构建和检验。由于实验方法具备随机化配置干预、可重复性、标准化操作、可控条件、时序性等类似科学研究的特征，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成为探究因果关系的黄金标准[6]。随着实验方法的发展和应用场景的丰富，实验政治学(Experimental Political Science)开发出诸如实验室实验、现场实验、调查实验和自然(政策)实验等丰富的工具箱，并被广泛应用于诸如政治心理学、政治行为、选举和议会政治、政治制度、政治传播、集体行动与合作、国际关系等多个亚领域。本文首先回顾实验政治学的演进及其学术影响，其次讨论实验政治学在方法论、方法技术和理论创新三个方面的价值，尤其关注其在识别因果效应和挖掘因果机制中的独特作用，再次结合实验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及应用，最终从本土化角度尝试实验政治学的中国路径。 二、实验政治学的兴起与发展 政治学领域的实验研究起源于20世纪40-50年代的竞选动员研究。实验政治学的早期代表作探讨不同选举动员模式对投票行为的影响。其后实验被逐步引入国际冲突解决、政治传播等领域。进入1990年代，伴随着政治学对因果关系的重视，实验政治学如雨后春笋般在整个学科扩散，近来逐渐成为与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并列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实验方法在探究因果关系领域成为备受认可的优先选择。 (一)实验政治学的方法论功能 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实验方法可以有不同的分类，首先从方法论功能角度来探究实验政治学的类型。实验政治学在方法论上可以承担不同功能，譬如罗斯认为实验研究承担三类功能——寻找事实、理论对话、参与政策制定，三种功能有效地将实验学者、理论学者和政策决策者结合起来[7]。寻找事实实验之目标是将原因与一些可观测的规则区分后，通过区分实验操作的具体方式来发现特定因果关系。理论对话实验旨在检验已设定的先验理论，或者提出替代性理论。参与政策制定(现场)实验利用自然发生的政治情景作为随机分配来进行因果推论，从而为政策制定者或评估者提供知识。 从研究过程的角度看，实验研究还承担概念构建和测量、因果效应识别和因果机制检验等功能。本文第三部分将深入讨论实验研究在后两个功能上的表现，此处只讨论实验研究在概念构建和测量中的作用。有效的因果推论首先依赖于既具信度又具效度的概念构建和测量，然而，社会科学研究总是面临着一系列影响概念测量的因素，譬如社会意愿偏差[8]、跨文化(群体)概念可比性[9]等。政治学者通过列举实验、背书实验和情景锚定实验等测量实验来解决上述挑战。社会意愿偏差是社会调查中经常遇到的难题。社会调查中通常由受访者自报信息，而人们往往倾向于否认社会不希望的行为而倾向于承认社会所希望的行为[8]，这使得在涉及到有关社会规范、政治正确等问题时，受访者倾向于隐藏对自己不利的行为，使得调查结果系统性偏向那些“正确的”或者社会所提倡的行为，与实际情况发生偏离，而此类测量误差会降低、平滑或者中和变量之间的关系。为此，研究者提出随机应答实验[10]、列举实验[11]、背书实验等方法来削减社会意愿偏差的影响。此外，面对民主、信任、公正等政治学核心概念存在跨文化(群体)不可比的挑战，加里·金(Gary King)等人提出情景锚定法为抽象政治学概念在不同文化(群体)中实现具有可比性的测量提供了方法论依据[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