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规模与民主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受到政治思想家十分重视的研究课题，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和爱德华·塔夫特在其《规模与民主》①一书中曾专门对西方古代以来思想家的有关争论作过输理和总结。②在同一本书中达尔等人系统地阐释了他们对于规模与民主的理论观点，也由此奠定了他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权威性地位。但遗憾的是国内学术界很少对达尔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给予应有的关注和充分的评析。特别是达尔从规模与民主的角度就竞争、回应和冲突问题作了深入分析和探讨③，其独到的见解直到今天依然对我们超大社会的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具有启发性意义。其研究成果特别是研究方法对我们中国政治学者在研究思考中国式民主操作机制时也很有参考借鉴价值。 一、假设的提出 不同意见、分歧以及冲突直到近代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都被看作是共和国的危险。在美国立宪大会期间，共和国就被认为特别容易遭受宗派主义的可怕的而且经常是致命的痼疾的侵袭。正如孟德斯鸠所说，由于同一性有助于国家的强大和健康，因此，小的共和国可能摆脱这一痼疾。但是，一个大的共和国可能会被“一个内部的恶”——冲突所破坏。麦迪逊把这一观点颠倒了过来，使小变成了一种恶，大变成了一种美德。然而他却绕过了达尔所探讨的重要问题，即规模对于公民效能的影响。 达尔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大的共和国或许能够解决宗派主义的问题，但它是否使它的公民感到更加没有效能感；使它的官员更加遥远和更少回应呢？ 达尔认为规模的增加可能对公民的效能有相互矛盾的影响。达尔为卢梭所强调的传统观点——即规模小对公民效能感有好处——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依据，也为一个完全相反的观点麦迪逊主义提供了理论说明，麦迪逊主义接受了更大的政府单位的要求，因此必然接受了代议制而不是直接民主，强调“大规模”有利于公民效能的方面。在这些方面中，包括较大的人口密度以及由此而产生表达和代表不同或反对意见的较大机会。 达尔指出，如果数量增加似乎减轻了普通公民的效能，那么数量增加通过一种方法也可以增强他的效能：即增加了找到一个同盟者的机会。心理学家S.E.Asch所进行的著名的关于顺从的实验显示：在小组中，如果至少有一个其他的人支持他，一个特定的人坚持不同观点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那么，在小组中，如果要表达不同的意见，找到一个同盟者的能力是重要的。对于一个大的集合体来说，找到一个同盟或一些同盟——以便建立一个联盟——的能力对于成功地获得政治回报是至关重要的。这似乎是一个自明之理。那么规模与建立联盟的能力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达尔假设：和Asch的实验相一致，一个政治体系中有分歧的少数，如果要进行交流、组织和表达其不同意见，就必须比一个特定的最小规模要大。可以想象，这一最小规模——表达不同意见的最低限度——可能是一个比例，可能是一个最小数字，或者更加可能是这两者的结合。例如，假设如果持不同意见者少于10％或在数量上少于10，000，他们更倾向于保持沉默，但是当他们超过了10，000，无论他们在总人口中占多大的比例，他们就会倾向于联合起来表达他们的不同意见。 达尔认为这些可能性显示了三条理论上的论断：(1)如果不同意见的最低限度是一个最小数字，而且持不同意见者的比例倾向于保持一致，那么显然一个政体越大，持不同意见者的数量就越有可能超过这一限度。这一论断不仅应用于国家之间，也应用于国家之内的社区中。(2)如果这一最低限度是一个最小比例，那么就有理由按照纯粹统计学的标准认为，在一个国家之内，找到同盟者的机会可能随着社区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假设不同意见的最低限度是一个比例，——例如，20％，即如果持不同意见者希望在政治上被动员起来就必须不能少于这一比例。大的样本多次给出比小的样本更为稳定的对于人口平均数的估计。如果一个国家有30％的人持不同意见，而且如果我们反复采用规模为100的样本，那么在这些样本中，会有一些样本持不同意见者的比例由于超过了这一百分比而偏离了整个国家的30％的平均数。事实上，在从这些人口中随机抽出的100人组成的小组中，只有2％的小组可能低于不同意见者的最低限度。然而，所选取的样本越小，可变性就越大：例如，在10个人的小组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小组会低于这一限度。这样，在这个范围内，社区是整个国家人口的随机的样本，社区越小，它的少数分歧者低于不同意见的最低限度的可能性就越大。(3)最后一条论断来源于这样的推测，即一个政体内组织的数量和多样性随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在一个2，000人的城镇里，只有一个管道工，而没有有组织的管道工的行业；在一个200万人的城市中，不仅有管道工协会，而且还有许多其他有组织的同行(在较小的政体里不曾发现)为了追求相互的利益而加入管道工协会。 达尔认为上述这些论断支持了两个假说：(1)在一个民主政体中成员的数量越多，持不同意见者会有更多的机会找到足够的同盟者而超过不同意见的最低限度。(2)在一个民主政体中，随着成员数量的增加，坚持不懈地和公开地反对大多数人观点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
二、从同一性的政治到多样性的政治 达尔敏锐地觉察到，随着规模的增加，在政治观点、利益和要求上很可能出现持续的和公开的不同。卢梭和孟德斯鸠设想的具有较大同一性的小的政体，可能更加容易一致；更具有异质性的较大的政体，正像他们所预计的，可能更容易冲突。这样政治生活的风格就改变了。如果较大的政体不想沉没在一个混乱的海洋中，它必须发展出新的、更加精巧的、更加正式的、更加高度组织化的机构来处理这些冲突。下面表1的范例说明了两者的区别(当然，它可能极大地使现实简单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