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9)01-0040-07 一、中国政治学：历史回眸 中国人对政治的思考与研究源远流长，比如先秦“诸子百家”的治国思想就非常丰富。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政治学起源于西方。188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设立，一般被视为政治学学科诞生的标志。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政治学思想伴随着西学东渐的过程而传播到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受到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191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西方政治理论也随着大量著作的引入而被介绍过来。中国的大学相应开始了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基于其内部的结构属性，政治学各分支领域的发展境况很不相同。1952年，在高等院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中，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取消，原有的个别课程归并到法学或历史学门类里。比如，西方政治思想史作为独立科目在法律系开课，中国政治思想史在史学界存留。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主要载体和对资产阶级政治学的替代，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吸纳了当时政治学研究的大部分队伍。而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开始了真正的起步。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了外交系，下设国际关系和中国对外政策、外交通史、大使与领事权、国际法和外语等教研室。1963年底，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加强全国国际关系研究座谈会，随即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决定》。此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设立了国际政治系；北京和上海先后建立了一批外国问题研究机构，创办了一批国际关系研究刊物，编辑和翻译出版了一批国内外学术及政治著作和教科书。但是，十年浩劫使中国刚刚开始的国际关系研究受到严重损害。总的来看，政治学在曲折中度过风雨飘摇的30年，也为未来的发展保留下了火种。 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伴随着中国整个社会科学的重建，政治学以及国际政治的学科建设迅速展开。经过近30年的发展，政治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主要学科，几乎所有综合性大学和文科院校都设置了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等本科专业①。此外，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属的硕士点、博士点和一级学科博士授权在数量上明显增加②。 1979年学科重建以来到现在，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可以大体分为三个“十年”。1979年到1989年属于政治学学科重建、专业恢复的阶段。1980年12月，中国政治学会在北京宣告成立。1983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设立政治学专业，开始培养专业人才。作为国门封闭多年后开放的一种效应，西方政治思想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但喧嚣和热闹的学术界和思想界并没有认真学习和吸收西方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1989年到1999年属于理论引进与学术积累的阶段。经过一段时期的沉寂，中国政治学界开始静下心来思索和探讨学科发展的基础，包括系统地了解西方的学术脉络、深入地思考中国政治与世界政治中的变动，但总体上看引进多于创新、介绍多于评价。1999年以后，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和中国与世界相互依赖的加深，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学术建制上，还是学术成果上，都取得显著的成就。 二、中国政治学若干领域中的学术进步 关于学科进步的分析与评价，近年来越来越多地见诸于各种发表的论文和内部的研究报告③。但这些报告和论文大多从“量”上来描述学科上的进步，而“量”的分析不足以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学科上的进步及其问题。正如王逸舟所指出的：“衡量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近些年来的进步，不光要看单纯‘量’的扩张，例如新涌现的各类国际关系学院所，大量增加的招生指标，层出不穷的教科书、专著和译作，越来越多的课题和调研项目，更要注重这些东西是如何超越过去，有哪些新的内涵和创造性，它们对以往的理论和思维定式做出了什么样的修正，以及教师、学生和研究人员怎样看待这类变化。”[1](P53)王逸舟的上述看法可以适用于对整个政治学一级学科的评价。本文在参考“量”的描述的基础上，着重从“质”上来考察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学一级学科若干领域中发生的进步。 (一)比较政治学理论 就政治学理论与比较政治的关系而言，没有政治学理论的支撑就没有扎实的比较政治研究。因此，在一般意义上，比较政治学理论其实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基本概念、命题组成的知识体系(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2001)。另一方面，每一门分支学科又会有自己特定的概念和话语，而为比较政治制度研究量身定作的理论就是制度主义理论。何增科(1996)等学者率先将这一理论介绍到中国政治学界，杨光斌、何俊志等运用制度主义的框架来研究国内外政治现象。 杨光斌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主义思维的启示下，提出了“制度政治学”：在制度变迁的关键时刻，观念和制度结构(国家)决定着由组织形式、产权形式、交易方式、政府—企业关系等变量所构成的制度安排的形成，制度安排直接影响着制度绩效；在制度变迁的常规时期，国家决定着制度安排并直接影响着制度绩效。杨光斌将这一制度理论运用于比较制度变迁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国家权力》(2003)、《制度的形式与国家的兴衰——比较政治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2005)、《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2006)。何俊志则在系统梳理历史制度主义学术脉络(《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2004)后，进一步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研究了中国地方人大问题(《制度等待利益——中国县级人大制度模式研究》，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