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政治研究”何以成为可能

——当政治学“遭遇”乡村问题及之后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德瑞(1980-),女,湖北十堰人,政治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与乡村治理。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武汉 430074

原文出处: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乡村政治研究”发端于政治学与乡村问题的不期然“遭遇”,同时成长、演化于改革开放三十年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特定社会、政治时空场域中,并在时局变迁中走向日益紧密的互构与融合,最终成为一块可供学者在其中施展拳脚的研究领域。对中国政治学而言,这一“相遇”并“联姻”的过程,充满着从“高昂”到“沉潜”的震荡甚至创伤,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转型,也收获了未曾预料的成果。通过这段政治学与乡村问题之间互动的学术发生、发展之历史的考察,可使我们对中国政治学及中国社会科学的特定生长逻辑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从而为探寻中国社会科学的中国社会之“根”提供些许线索。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1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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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092;D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11)02-0004-16

      “乡村政治研究”这个提法,主要是指学界基于政治与治理的视角或关怀,围绕国家对于乡村基层的治理过程及政策实践而展开的相关研究。它既包括以政治学为视角和学科依托的乡村研究,也包括借用其他学科领域的视角和方法而展开的但带有较多政治学关怀和问题意识的乡村研究。本文将从这两个层面来对政治学与乡村研究“相遇”的历程进行回溯,并在这一回溯过程中展开对这段学术发生之历史的反思性考察。

      本文所考察的这段“学术发生史”,发生在中国自1970年代末以来这段被称为改革开放时期的特定宏观时空环境中。尽管中国乡村的经济与政治改革自1970年代末的改革之初就已开启,而且与乡村政治研究密切相关的乡村基层管理体制变革也在那时迅速展开,198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界也有人开始研究或考察乡村基层政治方面的问题,但政治学研究对乡村的“发现”并加以重视从而正式形成“乡村政治研究”这个题域,却是在1990年代的事。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大陆的政治学研究与乡村问题之间的真正“遭遇”或正式结缘,是在一段特殊的转折时期和特定的学术思潮驱动下才最终达成的。对中国政治学而言,这一“相遇”并“联姻”的过程,充满着从“高昂”到“沉潜”的震荡甚至创伤,也收获了未曾预料的成果。

      一、高昂的政治学与冷寂的乡村

      众所周知,包括政治学在内的诸门社会科学,在改革开放之初均有一个恢复重建的阶段。这一恢复重建工作的启动是为人所广为传颂的一段讲话,即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所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

      “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我们绝大多数思想理论工作者都应该钻研一门到几门专业……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我们的水平很低,好多年连统计数字都没有,这样的状况当然使认真的社会科学的研究遇到极大的困难。因此,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彼知己,力戒空谈。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1](P180-181)

      这段重要讲话的发表,曾鼓舞了老中青数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与学习者。由此中国的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便迅速展开了恢复重建与“补课”的工作。政治学的恢复重建工作,包括成立政治学学会、加入国际政治学会(IPSA)以开展国际交流、设置专业并招生以培养人才、编写教材以构建学科体系、创办专业的期刊杂志、出版著作、设置课题项目等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措施。

      在学科重建的同时,发自高层并在各个领域迅速启动的中国改革,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急需解决的社会政治问题,也为政治学展开研究提出了来自现实的课题与需求。而面对19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期之后)如火如荼的改革大潮,政治学自然也是义不容辞地参与到其中的,并且在这一参与的过程中努力地改造着自身。它努力改变过去只是重视概念阐释与理论演绎的状况,积极面对改革实践当中的现实问题,并力求发挥自己的专业影响。在探讨诸如废除干部终身制、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政分工、机构改革、基层政权建设、一国两制等问题的场合,都有政治学理论工作者们活跃的身影。

      尤其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在那时形成了堪称是“空前绝后”的热潮。自1980年代中期起,由于中央高层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重视与频繁倡导,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践开始以一种颇有决心的方式正式启动。尽管具体的改革措施尚不甚明确,但带给人们尤其是知识界的鼓舞却是巨大的。在此一外部需求和宏观环境的刺激与鼓励下,同时也源自自身学科使命感的内在驱动,政治学带着尚有几分稚气的理念与思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改革洪流当中来,为政治体制改革摇鼓呐喊、建言献策。

      尤其是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之后,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潮,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成为当时学术界、理论宣传部门和媒体探讨、研究和宣传的一个最大热点。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文章、研究报告、宣传辅导材料一时间铺天盖地而来。据统计,十三大结束之后,全国报刊、出版社所发表的只是针对党政分开的论述文章就数以千计[2](P125)。全国人民对政治体制改革所表现出的积极与热情,在这段时间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和表达。

      通过下面这样一个关于学术论文篇名统计的简要图表,即可看出在1980年代后半期这段时间里,围绕政治体制改革的探讨或倡导,单单在数量上都是多么“繁荣”。同时也可通过这段时期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探讨在改革开放30年当中所占位置的对比,发现关于政治体制的探讨在这段时期当中的特殊重要性。因为像这样的出版文献数量上的“高峰”,在改革开放的30年当中仅此一个。

      

      图1 以“政治体制改革”为“篇名”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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