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学虚构与叙事学研究中，可能世界理论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发展方向。在这个领域中，卢伯米尔·多勒泽尔是公认的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是文学可能世界理论的创立者之一。多勒泽尔1922年出生于捷克，早年在布拉格著名的查理大学接受教育，深受布拉格学派影响，其博士论文《论当代捷克虚构散文的文体》就是运用布拉格学派观点写成的。后在查理大学任教，主要工作是运用数学、统计学、信息论和控制论于文学和语言研究，曾编辑出版过《数理语言学中的布拉格研究》和《统计学与文体学》。1965年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做访问学者。1968年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他离开祖国，受邀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做访问学者，并最终获聘为教授，任教于比较文学中心。多勒泽尔在北美深受英美分析哲学的影响，尤其是可能世界理论，他后来运用这一理论框架集中于文学理论的叙事学研究，取得许多重要的成果，先后出版了专著《异宇宙：虚构与可能世界》(1997年)，《虚构可能世界与历史：后现代阶段》(2010年)。 多勒泽尔的文学可能世界理论自成一体，在文学虚构和叙事学研究中独具一格，是英语世界这个领域公认的奠基人之一，研究他的理论对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尤其是文学虚构和叙事学研究都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在我国的文艺理论界，可能世界这一极具潜力的理论还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运用，①有鉴于此，本文主要围绕多勒泽尔的代表作《异宇宙：虚构与可能世界》来评述其可能世界理论体系和观点。 多勒泽尔运用可能世界理论于文学研究主要针对的是叙事学和文学虚构问题。在经典叙事学中，被叙事语法描述的“故事”是核心。但在多勒泽尔看来，这已经过时，当代文学叙事学的发展需要一种“制作”的理论，他把新故事的发明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虚构制作，由此实现了把“叙事当故事”到把“叙事当虚构”的转向，虚构叙事成为叙事学研究的新核心。 对虚构问题，多勒泽尔认为在今天跨学科时代，虚构研究已经涉及到文学研究、语义学、艺术历史、人类学和语言哲学等多个领域，他坚持认为“我们能够有责任去发展一套统一的虚构理论”(Dolezel 2)。为此，多勒泽尔对虚构问题做了一个全面和详细的研究，展现了广阔的研究视野，其中既包括了传统的在文学研究和审美艺术领域中盛行的“模仿论”，也包括在当代语言哲学领域，特别是分析哲学领域对虚构的语义学和语用学研究。多勒泽尔总结了它们一个共同的特征和缺陷，即“最知名的虚构性理论都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上，即只存在一个合法性的话语宇宙(指称域)：现实世界”，他概括为“单一世界框架”(2)。 在检讨最古老的虚构理论模仿论中，多勒泽尔就指出这种自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就在西方美学思想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理论“其主要思想是非常清楚的：虚构实体来自现实，他们模仿或表征实际存在的实体”(6)。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模仿论发展出不同的解释思路，多勒泽尔主要概括了三种类型，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缺陷。最基本的表达是：虚构特例P(F)表征现实特例P(a)，即虚构实体与现实事物对应，托尔斯泰笔下的拿破仑与历史上的拿破仑，狄更斯笔下的伦敦与现实地理位置的伦敦相对应。但是这种解释最大的困境是，我们有时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与虚构事物对应的现实原型？如哈姆雷特、于连、拉斯柯尔尼科夫等，由此发展出第二种解释版本：虚构特例P(F)表征现实普遍的类型U(a)，即虚构的特例不是表征现实中的个体，而是表征了现实的一种普通的类型，包括历史、心理、社会、政治、文化等，多勒泽尔引用奥尔巴赫的话为例，“不仅桑丘，还有堂吉诃德，他们都是作为同时代西班牙生活氛围里的人物出现的”(7)。这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成为西方主流的一种模仿论解释模式。但是这种把虚构个体转化为普遍类型的模式也存在着问题，文学像其他艺术一样，其魅力来自于个体的吸引，而不是对普遍的习俗、社会、语言的表征，这种剥夺了虚构个体的解释方式显然违反了人们的艺术反应。由此又发展出第三种版本：现实源泉S(a)表征特例P(f)，即在保留虚构特例的同时，转而寻找表征的现实源泉，具体说就是作者，多勒泽尔以伊恩·瓦特的《小说的兴起》一书中的批评话语为例，“笛福……描述了摩尔·弗兰德斯的个人联系”，“通过理查逊，我们得到大量有关格兰迪森大厅的描述细节”“菲尔丁让我们走进了比利菲的内心世界”(8)等，这些作者是虚构人物的现实源泉。但是多勒泽尔认为这种解释模式是一种“伪模仿”，因为瓦特式的批评家的陈述其实并没有表达模仿关系(9)。可以注意到，多勒泽尔是从语义学的角度分析模仿论的，他认为模仿论语义学在理论上是必然失败的，这是因为模仿论依附于单一世界框架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20世纪是语言学的世纪，当代语言哲学对虚构问题的研究是非常深入的，以至于今天任何对虚构问题的研究都不能再回避语言层面。多勒泽尔对当代语言哲学对虚构问题的探讨非常重视，对当代语义学、语用学及形式理论的相关研究都做了细致的分析。在语义学方面，多勒泽尔按逻辑关系回顾了罗素、弗雷格、索绪尔的理论。他认为罗素对虚构的观点显示了他的立场是极端的单一世界框架，罗素在《摹状词》中写道：“只有一个世界，这就是‘实在的’世界……只有在莎士比亚以及读者心中的思想、情绪等等是实在的，此外并没有一个客观的哈姆雷特，这是虚构事物的本质”(罗素402)。罗素认为虚构事物并不存在，虚构事物缺乏指称，因而是空的，他称之为空术语。但是在解释“我遇见了一只独角兽”这样的命题时，罗素认为它虽然缺乏实际的指称，但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多勒泽尔认为罗素在这里事实上已经抛弃了他的实在论的极端立场。对弗雷格，多勒泽尔认为他的虚构观点是建立在他广为人知的意义理论上，弗雷格在其著名的《论涵义和所指》一文中把语词和语句的意义区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指称，一个是涵义，指称是现实世界里所指的对象，涵义则是指称的陈述模式。他提出一个著名的例子说“暮星和晨星的所指虽然是同一个星辰，但这两个名称具有不同的涵义”(弗雷格376-77)，弗雷格以此说明名称的指称和名称的含义应该区别开来。多勒泽尔认为弗雷格与罗素一样都否定虚构事物的现实存在，在这点上，他们立场一致。但是由于弗雷格把意义区分为两个层面，所以他实际上也承认了，虚构的话语虽然缺乏指称，缺乏真值，但是它们仍然是有意义的，而不说它们是对或错的，虚构事物在这里被称为纯粹意义。对索绪尔，多勒泽尔认为他提出了虚构“自指性”观点。索绪尔割裂了传统语言学建立的语言意义是由外部世界确定的联系，他把语言符号区分为能指与所指两个部分，能指是语言形式表达的意义，而所指才与外部发生联系，由此证明语言的结构意义是独立于外部世界的结构的，意义也是独立于指称的。索绪尔的观点对20世纪的语言学和文学研究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诗学的影响是使文学话语从外部指称的局限内获得解放，文学话语具有“自指性”。多勒泽尔没有否定索绪尔在这方面产生的重要影响，但是他提出在语义学上，没有指称的虚构性概念该如何发展呢？他认为在语义学上探寻没有指称的虚构理论只能带来失望的结果。索绪尔没有深思这个问题，他只是悬置了指称问题，由此造成了受其影响的文学理论回避了虚构性问题的研究。多勒泽尔研究了上述三位大家的虚构观点及其内在矛盾和回避的看法，认为由此可以产生怀疑，单一世界框架已经不再适合于虚构和虚构语义学的研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