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春秋战国视为过渡期，夏商周早期文明一共存续1400年左右，占去整个中华文明史1/3以上的时间。中华文明的很多基因和由此展现的独特性大多肇基于这一时期，春秋战国时的文明重构，本质上仍是夏商周文明的进一步展开和升级。如果说一个人的性格主要是在其童年时形成的，那么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也是在夏商周时奠定的。 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叙事一直存在两个明显特点：一是片面夸大春秋战国对夏商周早期文明的革命性，关注两者之间继承性的著述相对少见；二是在叙事中只给夏商周留下很小的篇幅，有的甚至干脆从百家争鸣说起①。出现这种情况，“文献不足，纵有学说，已难考见”，的确是原因之一，而认为甲骨文中的卜辞、大量的金文资料和考古发现，只能“据以推想古代之制度，究非学术思想之记录”②，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上述理由若是针对夏朝，当然是说得过去的，但对商、周则很难成立。商、周时期的文献资料，虽然数量有限，且相对零碎，但还有众多的甲骨文、金文以及考古发现，可供研究者参考印证。《尚书》《诗经》等文献，虽不是专门的“学术思想之记录”，但却包含了相当多的反映当时政治观念的内容。这些看似零散的“政治观念”，虽然看上去缺乏“系统性”，但仍能反映当时人们的思维习惯、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如果辅以甲骨文、金文及相关考古发现，再认真爬梳，仍能揭示其背后的思维理路与逻辑关联，展现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在起源时期的价值取向和结构特征。正是这些价值取向和结构特征大体上框定了此后数千年中国政治思想在诸如王权合法性、统治者的政治责任、施政的基本原则等核心问题上的认识方向和思考边界。 一、商周政治思想的文化资源与社会背景 商周时期，巫术活动仍广泛存在且保持着强大的支配力。自颛顼“绝地天通”开始③，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巫术活动日益与祖先崇拜、宗法体系及王权政治相结合，越来越自觉地服务于现实社会和政治的需要，巫术特有的思维习惯、表达形式，也逐渐嵌入现实政治生活和政治认知之中，影响和左右着人们思考的内容与形式。 巫术普遍存在于人类早期社会，其存在的思维基础是相信万物有灵，认为万物之灵可以相互流转。这种被人类学称之为“交感思维”的思维方式或“宇宙生命一体化”的信念，使得原始人确信通过“相似——模仿”或“接触——获取”等方式④，可以与神灵沟通。通过了解神灵的意图，按照神灵的意旨去行动就会给自己和部落带来福祉。 巫术与成熟宗教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巫术作为信仰有明显的肉身化倾向，完全指向现世幸福，缺乏必要的超越性。二是信仰必须依赖仪式才能表达，有明显的仪式化倾向。在巫术中，任何诉求都必须诉诸特定仪式方能达成——这种仪式是由特定的人员、法器、音乐、咒语，以及它们在特定时空中的特殊组合集结而成。三是虽然“巫术的首要原则，就是相信心灵感应”⑤，但是这个“心灵”，却不是人类所独有，而是万物所共有，也正因如此，当时的人们才会相信通过特定的仪式能够实现与各种神灵的沟通。 人类进入早期文明，当然会伴随一定程度的理性革命。但是特定的起源路径，使中国早期文明保持了更多的原始特征，早期的酋长制在持续的征服中演进为君主制，氏族在共同体的急剧扩张中演化为地方和基层组织，氏族习俗演化为以宗法为核心的礼俗进而发展为礼制，而巫术则被用做构筑早期国家宗教或意识形态的重要构件⑥。 商周时期的宗教，仍建筑在巫术泛灵信仰的基础之上，但自然崇拜中形成的诸神世界已经呈现出某种等级秩序，上帝或天被抬升到众神之神的位置，与氏族社会中的祖先崇拜渐行渐近，在殷商后期终于形成了帝祖合一的格局。在商王看来，最高神“帝”是他们“祖之所出”，祭祀“帝”的时候，就理应“以祖配之”⑦。随着时间的推移，“典祀丰于昵”(《尚书·高宗彤日》)的祭祀规则逐渐形成，祖先的高大身影有了遮蔽上帝的趋势⑧，且已形成了与之相对应的王室的墓葬制度⑨。 宗教活动越来越围绕祖先祭祀展开，卜问逐渐流于形式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周时期宗教逐渐走向世俗化的趋势。这一变化从殷商中后期开始，到西周初年达到了高峰。《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这个说法，可能夸大了商周之际宗教变迁的程度。但是“礼”在西周社会重要性的急剧上升，却是无可置疑的。实际上，带有巫术背景的宗教走向世俗化是其无法避免的宿命，巫术信仰的肉身化将信仰的目的锁定在现世或当下幸福，注定会导致肉身化的个人及其世俗愿望最终代替神灵而成为人们行为的终极目的，而信仰严重依赖仪式，也势必会使人们在周而复始的仪式活动中，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聚焦于仪式本身，而淡忘仪式背后的神袛。 “礼”兴盛于西周，是时人行为规范的总和，由复杂繁琐的特定仪式序列所组成，殷商后期已成规模(11)。礼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氏族时代。“礼”字最初写作“豊”，王国维认为是“奉神人之器”的象形，后发展为泛指“奉神人之事”(12)。“礼”字由原本礼器的象形，演化而泛指祭祀等宗教仪式，其含义的拓展并未就此终止。杨宽指出，“醴”最初是指向神敬献贡品，“礼”是指特定的敬献仪式，“后来就把所有各种尊敬神和人的仪式一概称为‘礼’了。后来推而广之，把生产和生活中所有的传统习俗和需要遵守的规范，一概称为‘礼’。等到贵族利用其中某些仪式和习惯，加以改变和发展，作为维护贵族统治用的制度和手段，仍然叫做‘礼’。”(13)他描述的“礼”字含义的不断拓展过程，正反映了其由最初的宗教规范不断融入社会规范，进而融入政治规范的世俗化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