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社会学历来重视教育公平研究。至今教育不平等更是在西方教育社会学的“集体关切”榜单中高居第一。①就理论建构而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布尔迪厄、伯恩斯坦、卡茨、鲍尔斯等的努力下，西方教育社会学在研究教育公平时，早已擅长在当代西方社会中考察导致现实教育不平等的宏观机制，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及文化等领域的诸种分化及冲突结构由此得以揭示，正是这些宏观的社会分化及冲突结构造成了“工人阶级”等下层社会群体的教育不平等遭遇。另外，从昆丁·霍尔(Quintin Hoare)1965年在《新左派》发文批判英国教育改革起，西方教育社会学界还意识到，除了宏观社会结构，学校里的课程或所教内容也有问题，也在制造教育不平等。②西方教育社会学的教育公平研究即由此转向考察学校课程，形成迈克尔·扬所谓的“新教育社会学”。 国内教育理论界20世纪90年代开始提出教育公平问题，不过当时仅是强调提高教育质量之余，还应考虑“如何让所有人受到更多、同时又是更好的教育”。③本世纪初，在杨东平推动下，教育理论界兴起从经济社会转型造成的城乡、阶层等宏观社会“差异”出发分析现实教育不平等。④同一时期，教育社会学界也将教育公平列为集体议题，且特意由“社会变迁”入手考察教育公平，从而在理论建构上也能像布尔迪厄、伯恩斯坦等那样致力于考察导致教育不平等的诸种社会关系结构。⑤不仅如此，对于西方“新教育社会学”，本土教育社会学界也有所注意。20世纪90年代吴康宁、吴永军等建构的“课堂教学社会学”随之修整为“课程社会学”，其旨趣也由最初意在分析课堂教学的社会影响因素，促进“学生的个体社会化”⑥，“探讨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新途径”⑦，变成揭示“社会主流价值观及社会中的权力关系格局”如何对课程及知识进行“控制”与“分等”⑧，因此也大体开拓出了以学校教学机制为考察对象的教育公平研究微观路径。 上述梳理表明，相比于西方教育社会学界，本土教育社会学界的教育公平研究尽管起步稍晚，但也早就能够从社会、学校等层面对当前教育不平等的宏观结构及微观机制展开剖析。问题就在于如何从理论路径、主题等方面丰富推进本土教育社会学既有的教育公平研究。本文之所以将历史社会学视角引入本土教育社会学既有的教育公平研究，即是一次理论丰富推进尝试。具体而言，本文将以魏晋至北宋时期的相关历史经验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一漫长历史时段衍生出来的难得一见且意义不凡的教育公平现象即“寒门出贵子”展开考察，分析其背后的成因及意义，解释魏晋以来权贵社会体制中长期难以出人头地的寒门学子，到北宋时为何不仅可以依靠教育奋斗获得显著社会上升，而且重塑了此前过于自私的“贵子”形象，使之成为真正“心系天下”的新型“贵子”。此项研究不仅有利于开拓教育公平研究的历史社会学进路，丰富推进本土教育社会学的教育公平研究，而且能为探讨近些年热议的“寒门难出贵子”问题提供有益历史参照。 一、中古权贵社会及难以上升的寒门学子 文献中的相关历史经验可追溯到春秋末年，其时孔子曾提倡有教无类，但孔子本意似乎不是为了解决寒门学子的社会上升问题，而是旨在改造人心，培养一批弘扬“仁道”的士人来重建当时大乱的政治社会秩序。孔子即使有心，也没法使教育取代当时盛行的暴力与战争，成为广为认可的社会上升途径。至秦汉之际，陈胜、刘邦等社会底层的经历表明，最显眼的社会上升途径依旧是暴力与战争。到汉武帝建立经学教育体制，推行地方举荐制，通过教育奋斗实现社会上升，才成为众多寒门学子首选的晋身之路。公孙弘、卜式等原本以养猪、养羊为业的卑微之士即因苦读《春秋》《尚书》等经学教本，并依靠地方举贤及汉武帝亲自策问，得以翻身成为宰相、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堪称缔造了汉代寒门学子“教育改变命运”的传奇。不过，如班固所言，公孙弘、卜式等皆是一时幸运之人，所谓“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⑨其幸运博得高位并不能证明教育及社会体制从汉武帝起发生了质变，相反汉武帝以降的社会上升仍主要被皇室、外戚及宦官等权贵群体控制，寒门学子依旧缺乏稳定有效的通过教育奋斗实现社会上升的制度途径。 汉末魏初曹操崛起，曾让权贵体制发生过有利于寒门学子实现社会上升的大变动，尤其发明“九品中正制”，理论上更是能为寒门学子通过教育奋斗追求社会上升提供制度保障。然而自司马氏联合权贵家族夺取曹魏政权建立西晋起，“九品中正制”便走样流变为“世家大族控制仕途的工具”⑩，中古时期极其不平等的权贵社会体制，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11)，由此得以诞生。此后，西晋残余南渡，司马氏亦是依靠王、谢等权贵家族才得以建立东晋皇权，形成所谓“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体制。(12)在此体制中，教育及社会上升仍被几大权贵家族控制，汉时备受推崇的经学教育也因权贵家族喜好玄学、文学、佛教等新文化而式微，寒门学子即使跟在后面努力学习流行新文化，也难以改变卑微社会地位。最终孙恩、刘裕等寒门士子还是依靠暴力与战争方式，对“门阀政治”发起挑战，才得以出人头地。 在军事暴力冲击下，权贵家族纷纷走向末日，此后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重新回到汉时的皇权独尊体制。遗憾的是，此次皇权体制重建实际也未能改变西晋以来的权贵社会格局，而是使历史陷入一轮又一轮的皇权争夺，其中扮演主角的仍是依靠军事力量起家及政治文化资本雄厚的权贵家族，寒门学子依旧是即使努力学习权贵家族推崇的文学、佛教等新文化，也难以翻身进入社会上层。以南朝梁代时的刘勰为例，史载其“早孤”，“家贫不婚娶”，可谓赤贫之士。多亏尚有佛门可依，刘勰得以在寺院中苦读十余载，积累起社会上升必需的文化教育资本。但见已过而立之年仍无显著突破，刘勰又改以撰写《文心雕龙》的方式，企图跻身政治、文学精英控制的社会上层。因为位卑言轻，书写成后“未为时流所称”。刘勰知道要想成名，必须争取赢得政治文学领袖沈约的首肯。“自重其文”的刘勰最后斯文扫地以至“状若货鬻者”(13)。这一招倒也博得了沈约器重，刘勰随之被任命为九品“奉朝请”。但之后刘勰挣扎了30年，也没实现儿时“采云若锦”的社会上升梦想，最终还是回到了佛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