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教育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教育投资对于个人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教育回报率衡量个体的受教育水平对其收入的影响,是教育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对中国教育回报率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且成果颇丰,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对而言,关于中国教育回报率长期趋势的研究比较薄弱,而估计教育回报率的长期趋势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我国正处于经济和教育快速发展、转型和改革不断深入,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分析教育收益率的长期变动趋势对于丰富相关学科的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合理估计教育回报率,恰当把握教育回报率的变化趋势,对于加快我国人力资本积累、提高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合理制定教育发展政策和公共财政政策、推进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进程、优化个人教育决策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1989-2011年CHNS的九轮调查数据和1988-2013年CHIP的五轮调查数据,采用两种计量方法对中国城镇居民教育回报率及其长期变动趋势进行了估计。一种是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简称OLS);另一种方法是将配偶的受教育程度作为个体受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方法(Two-Stage Least Square,简称2SLS)。此外,本文还研究了不同性别劳动者教育回报率的变化趋势,并尝试从市场经济转型、宏观经济环境以及教育发展形势等几个角度来解释研究发现。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简要介绍估计教育回报率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给出本研究的估计策略;第四部分介绍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和变量;第五部分展示中国城镇居民总体和不同群体教育回报率的变化趋势,并简要分析教育回报率变化的原因;第六部分总结全文。 二、文献综述 对中国教育回报率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迅速增多。这些研究是估计中国教育回报率的早期尝试,使用的多为小规模调查数据,采用的计量方法多为OLS方法。进入21世纪以后,教育回报率的研究日趋技术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模型的识别问题,即识别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基于大规模调查数据,相关研究有的用样本选择模型纠正样本选择偏差(Sample Selection Bias),有的使用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准自然实验(Quasi-natural Experiment)、双胞胎差分模型(Within-twin Fixed Effects Model)等计量方法来控制内生性偏误(Endogenous Bias)。 但是,上述研究大多是对某一特定年份的教育回报率的估计,它们对于把握某个年份的教育回报率是有好处的,但对于理解一个较长时期内教育回报率的变动趋势显然是不够的。这是因为不同研究者使用的调查数据不同,估计方法也不相同,很难比较不同年份的估计结果。因此,为了理解教育回报率的变动趋势,需要长期的抽样调查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做出连续而又一致的估计。目前,在我国开展的大规模的微观住户调查数据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实施的“中国居民收入项目”(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gram,简称CHIP),国家统计局城调队进行的城镇住户调查(Urban Household Survey,简称UHS),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与中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国家营养和食品安全所合作建立的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追踪调查(China Household Nutrition Survey,简称CHNS),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的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China Urban Labor Survey,简称CULS),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等等。基于这些调查数据,关于中国教育回报率变化趋势的研究在近十年逐渐涌现出来,简述如下。 李实和丁赛使用1995年和1999年CHIP城镇数据,采用OLS估计方法,发现中国城镇居民教育回报率在1990年仅为2.5%,1995年上升到4.9%,1999年进一步上升到8.4%。① 基于1991年、1995年和2000年的UHS数据,陈晓宇等采用OLS方法估计出三个年份的城镇居民教育回报率分别为2.95%、4.66%和7.53%,与李实和丁赛的估计结果十分相近。② Appleton 等使用1988-2002年CHIP城镇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发现中国城镇居民教育回报率在1990-1995年、1995-1999年、1999-2002年间分别增长了2.7%、1.3%和1.8%。③ 尽管这一估计结果明显低于上述两项研究,但中国城镇居民教育回报率的增长速度依然快于OECD国家。而后续研究将年份推至21世纪的前10年。Ge和Yang使用1988-2007年UHS数据,发现中国教育收益在此期间从不足4%上升至超过11%,并认为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已经接近国际标准。④ 陈纯槿和胡咏梅使用1988-2007年CHIP城镇数据,发现中国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从1988年的2.6%上升到2002年的5.3%,而后逐渐趋于平稳,2007年为5.6%。⑤ 由于该研究控制了包括行业、职业和单位所有性质等工作特征,其估计结果明显低于其他研究。基于2000年、2002年、2004年、2006年、2008年和2009年UHS数据,丁小浩等发现中国城镇居民教育回报率基本保持在10%左右的水平,并未呈现出明显的增长或下降趋势。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