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是用以解释和传递教育信息的基本工具。从类型上看，它包括常规性的纲要式和不确定的散装类型教科书、视听类型及其它教科书；从构成材料上分析，基本上属于纸基材料。教科书在亚洲国家是教材的主体部分，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反映国家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同时是最好的教学工具之一，因此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视教科书的建设。 一、教科书观念的革新 教科书所起的作用，决不限于学校教育的范畴。1964—1966年印度教育委员会发表关于教科书问题的报告，认为“教科书有助于促进民族文化一体化”。世界银行发表的研究报告也认为，教科书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它最能始终如一地显示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成绩。因为学校的教学及社会的评价基本上围绕着教科书而进行。报告中援引菲律宾事例为证，该国一年级学生在数学、自然和语言文法课程方面的成绩上升12%，是因为政府将学生与课本的比例从10∶1提高到2∶1的结果。 本森（Benson）在对印尼作详细调查后认为“若有更多更好的教科书，将会提高教师劳动生产率的20—30%”。除以上研究之外，尚缺乏对教科书其它功效的系统研究。认为，原因在于教科书对师生教学行为及功效的影响程度难以直接准确测量。因此，一般定性研究多于定量研究。 二、教科书的多项功能 根据亚洲发展中国家学校教育的现实，教科书提供和释放知识信息的功能是决定性的。印度教育委员会认为，优质教科书建设只是一项相对较小的资源投入，而科技的发展有可能使教材生产现代化，而且教科书有庞大而稳定的需求市场，供应渠道畅通稳定，更何况教科书的生产制作成本远较多媒体便宜耐用，适合家庭购买力，使用方便，携带自由。同时，教科书也易为教师所掌握，适用于较大规模的班级教学，也可以用于非正规教学。教科书作为教师有力的助手，在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教科书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可见于日本对教科书的多次修订事件。另一事例是许多亚洲新独立国家持续不断的课程改革和教科书建设。为使教科书有利于独立国家的发展和适应民族文化发展的需要。对教科书的绝对控制是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教科书常被作为国家传输共同价值观念，加强国家意识的重要工具而深受重视。官僚管理，强调统一标准及一致性是其共同特性。又因为教科书是按科学方法编制而成的，因而既具有教育教学功能，又具有教育评价的功能，由此可以评价师生的教学水平及达到最高水平的标准。乡土教材和民族教材还具有维持和发展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功能。 三、教科书生产和供应体制的进步 亚洲国家的教科书生产与供应状况近年来有明显的改善和进步。教科文组织的统计资料表明，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此方面成绩显著：首先，教科书的质量有重大进步，更多地使用彩色画面，更适合低年级教学所用。其次，内容选择更讲究科学化和现代化，形式灵活多样，更为配套系列，改变了以往教科书统一性有余而不能满足多元文化需求的状况，像新加坡这类小国也编制出四种语言的教科书。第三，许多亚洲国家减少了对进口西方教科书的依赖，实现或基本实现基础教育教材的国产化。第四，各国政府改善了教科书的生产和销售系统。例如印度教育委员会成立了教科书委员会专门负责管理教科书的生产和销售。实践证明，没有官方的干预，完全的教科书经营管理商业化模式并不能保证教科书按需保量按时到位，而且数量与价格的变化无常也是有害无益的，尤其是不利于普及义务教育。第五，教科书的多项功能必须依赖于高水平的师资来实现，课程教材改革的效果必须要有优质师资作保障。如马来西亚在1975年至1979年间为Bahasa地区的中小学生产了743类教科书（其中有472类初级教科书和271类中级教科书），发行量约3500万册，但因师资水平的限制影响了教科书能量的释放。因此，教材的生产、发行必须与师资培训一体化，才有利于发挥教科书的效果。 从另一种意义上看，教科书的更新（现代化）比其生产供应更为重要。亚洲教育计划——曼谷计划对课程教材的变革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个简短的发展纲要具有极大的革新精神，它论证了教科书国产化是各国发展教育的必由之路。国产教科书成本低廉有活力，更具有针对性，符合本国国情和实际需要，易为社会接受和支持，有利于增强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有利于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有利于共同文化的认同和形成。在巴基斯坦就有个民族教材生产中心，专门经营销售关于数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约100类乌都尔语的教师教学用书， 供应近5万所学校使用，先后培训了2200多名校长和20多万名教师。 印度教育委员会（NCERT）专门负责将统一的教材译成各地方的民族教材， 以适应当地民族教育的需要。新加坡也成立了课程发展委员会（CDIS），正利用现代的教学技术生产教材，并培训教师，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教科书的效果。 另一种好现象是国际组织对亚洲国家教科书建设的资助。教科书正成为世界银行在亚洲的一项重要教育投资，其份额从1978年前的10%增加到1978年至1983年的32%，1989／90财政年度的66%。而且世界银行还在印尼和菲律宾开展了两项较有影响的教科书生产和发行计划，于1970年在印尼用8年的时间投入3900万美元进行教科书建设和师资培训， 先后生产出供1—6年级使用的基础学科的教材13800万册。仅在1974 —1978年就生产了1800万册小学和52万册新教材。在菲律宾的调查表明，该国1973年每10名学生中拥有一本课本，政府应对此事负责。世界银行因此在教科书生产方面提供了5200多万美元的资助计划，其中2500万美元属于贷款。1984年生产了9800万册中小学教科书，范围涉及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语言文法、职业教育、家教、渔业、农业等学科的75类教科书，最终在1986年实现了每两名学生中拥有一本教科书的目标。这个目标规定，每年按时提供约1100万册基础教育教科书、650 万册教师教学用书以及其它辅助教材。这些国际组织为改善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教学用书以及其它辅助教材。这些国际组织为改善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教科书研制、生产和发行工作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尤其是改善了贫穷落后地区处境不利学生的教材供应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