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法制改善我国教育投资状况

      当前，许多国家不仅早已实现义务教育，而且正在凭借最新科技和现代化手段（如以通讯卫星或光纤电缆为沟通主干线、通过电话线路进入千家万户的国际电脑网络等）实现全民终生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的目标。相比之下，我们在保证中小学和大专院校足够教育经费数量以维持其日常基本开支上还存在许多问题：教育经费需求缺口大，下拨教育经费被挪作他用或干脆流失，中小学危险破旧校舍依然大量存在，收入水平本就偏低的教师工资被长期拖欠，学校缺乏资金以致无法正常补充教学图书资料和实验仪器设备等。尽管我们设立了令人感慨万分的“希望工程”，但教育事业乃立国兴邦的千秋大业，搞社会募捐毕竟“杯水车薪”，只能解决一时一地一部分问题，不能保证国家教育事业长期稳定的发展。鉴于在目前和未来相当长时期里，我国财政拨款仍然是教育机构经费的主要来源，各教育机构按历史延续和具体现实考虑分配和使用下拨经费的实际状况和结构模式（参见下图），笔者认为，充足的国家教育经费的财政投入和教育资金的有效使用，才是解决教育困境的最终出路。

      

      国家财政下拨教育经费（X ）以及教育机构对经费的分配使用结构（模拟图）

      一、提高国家教育经费财政投入量

      国家财政对教育投入的绝对数额，实际上是个多年积累下来的“老大难”问题。涉及到历史欠帐包袱重，现实通货膨胀抵消了努力追加的教育投资额（1994年21.4%和1995年15%左右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国家对教育经费的增长），历史上的生育高峰导致现在和未来一段时期内受教育人口呈逐年增加趋势，教育机构管理体制落后、机构臃肿、人员超编与人头费开支增加、超过教育财政投入增长幅度等。这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的原因固然是复杂多样的，国家财政困难也是公认的事实。

      但我们认为是否舍得对教育投入，特别是在国家经济尚不发达、甚至财政收支状况紧张时期舍得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反映了一种从长远战略和民族未来高度洞察事物的眼光和魄力，关键还是在对教育的认识和观念上。应当让每个人，特别是领导者都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投资属于一种以目前的开支换取长远的国民整体文化水准、道德风尚和专业技能等综合素质的提高，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和经济效果最大化的特殊投资，好比是“前人栽树”一样，要十几甚至几十年方可见效果。

      时至今日，面对种种严峻的现实问题和在未来社会里由于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各人争夺社会上有限的生存资源、空间和发展机会而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利益的矛盾与冲突的前景，我们认为，社会性教育经费开支纯属政府财政（费用）支出范畴的观念应该到有一个彻底转变的时候了。要从全社会由于教育失误所无法实现的本可获得的收益（成本1 ）和社会矛盾冲突与激化造成社会种种破坏损失和开支（成本2 ）的总成本（或代价）的角度和高度去认识教育投资对社会整体福利的作用，即今天的一元教育经费是投入还是节省，反映在未来社会中是远远超过一元的社会财富或社会损失。我国当前社会活动中出现的违法犯罪和给人民生命财产以及社会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和恶性社会后果的事件中，有相当大部分属于前十几或前几十年教育失误的结果。

      在目前我国社会里，存在着许多没有受过起码知识和道德启蒙教育，却为生存而四处盲目流动寻找就业机会的劳力群体。由于面对的社会环境系统不完备或不友善（教育失误因素占其成因的相当比重），他们所产生的临界身心压力伴随着自身素质的后天缺陷、自我行为约束能力差、对社会和谐以及尊重法律、尊重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意识淡漠，已经对社会稳定构成现实的威胁。这是教育系统以一种模糊联系方式反映在社会上的“因果循环效应”。我们在被迫吞嚼着前十几或几十年教育失误后果的同时，又在通过我们今天的教育酿造明天的结果：或甘露或苦酒。

      因此，在提高国家财政教育投资总量方面，我们建议：

      （一）国家有关方面要下大决心，宁可在别的方面牺牲一点，也要保证未来年代教育投资在绝对数额和相对可比数额上的大幅度增长。事实上，眼前的一些牺牲，正是为了日后经济能够在更高素质的人口基础上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社会因为更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而在人口压力日增和竞争剧烈下仍然能够进入或保持一种和睦优雅的境界。

      （二）组织有关机构和专家学者研究在目前社会商品零售价基础上增加征收1 %左右教育税的可行性（类似于国外在商品标价基础上计算和单列3%—5%销售税的做法），并以法律条文形式规定下来予以实施，确保全部应缴数额及时收入国库，专款专用，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教育是关系到整个民族今后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又同每一个家庭子女教育及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教育兴衰，匹夫有责”。相信只要宣传得当，是会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的，要让“为了明天的优雅社会，让我们今天投资教育”的口号通过各种大众传播媒介，进入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