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共同特征之一，就是他们早年大都受到过富有成效的教育。成功的教育经历培养和造就了这些科学界的精英，他们的成就和声望反过来又强化和突出了一种现代教育制度和人才培养模式，为当今科技教育活动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光辉范例。本文拟通过对诺贝尔科学精英群体的集体传记研究，探讨基础教育、科普教育和研究训练在科学家职业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注意到，在科学精英个人成长的每一个阶段，某些非正式过程或“隐蔽课程”（hidden curriculum）往往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成为科学家教育背景中的所谓“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 一 基础教育：诺贝尔奖获得者成功的基石 正式的、面向各个社会阶层的现代公共教育系统的形成是相当晚近的事。迟至19世纪，教育还只是小范围内的世袭精英阶层享受的特权，并且大部分是通过家庭教师和私立学校完成的。与这种教育特权特征相联系，早期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家庭出身，大多在整个社会中是处于较高地位的。他们接受基础教育的经历，比如在英国，一般是在伊顿公学或别的私立学校受到启蒙教育，然后顺理成章地进牛津或剑桥深造。在以后几代诺贝尔奖获得者中，这种情况逐渐发生了重要变化。 朱克曼（H.Zuckerman）对在美国培养、后来成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71位科学家的社会经济出身的研究表明，尽管获奖人的社会出身仍高度集中于中上层阶级的家庭，但却出现了近20%的例外情况（其父亲的职业为农民、蓝领或白领工人）。并且，在出身于中上层阶级家庭的获奖人中，有53.5%的科学家其父亲是专业人员。这些专业人员（医生、工程师、大学教师或科学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水平接近先前的世袭精英，但他们属于“自致的”精英阶层。① 按照一般社会学理论，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家庭会增加一个人进入社会精英行列的可能性。科学家的情况当然也不例外。但正如朱克曼注意到的，这种一般看法需要具体剖析。如果把获奖人与一般科学家的社会经济出身加以比较，可以发现，在决定一个获奖人命运的早期经历中，最起作用的是教育环境而不是富有的家庭。也就是说，富有家庭对获奖人的影响，是通过提供有效的教育环境而实现的。正是特定的教育环境（包括正式的学校教育和非正式的“隐蔽教育”）的作用，使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得到了某些对其事业成功产生深远影响的基础（或称素质）训练。 考察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回忆录或个人传记可以看出，大多数人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受到了相对严格的教育训练。有“神童”之称的控制论创始人维纳在其自传中写道：“父亲坚决主张我接受严格的训练。我自身的求知欲与父亲的主张不谋而合，我自学科学，而父亲则引导我学习语言，包括现代语言和古代语言，还引导我学习数学。我对所有这些科目都有一定的兴趣，然而一时的兴趣是无法达到我父亲的要求的。他要求我对知识熟练掌握并能运用自如，这些要求十分严格且令人痛苦。”②然而正是这种严格要求使维纳4岁时就学会了阅读，7岁时阅读范围已相当广泛（从达尔文的《自然史》到精神病学著作），14岁在塔夫茨学院获得学士学位，18岁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又先后留学剑桥和哥廷根，受到欧洲一流科学家罗素、哈代、兰道（E.Landau）、希尔伯特、玻恩等人的直接教诲，直到终于说明了“一些谁也不曾说过的有用的东西。”③ 如果总括一下诺贝尔奖得主的早年教育对其成功生涯的影响，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1）系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 这是诺贝尔奖得主后来的成功生涯的先决条件。科学研究的每一环节都离不开扎实的基本功，而这些基本功的培养源于渐进积累的基础教育。此外，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心、提出和解决复杂问题的愿望、个人榜样和期望角色的形成等，也源于这种基础教育。1950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德国化学家阿尔德（K.Alder），早期就学于家乡霍夫茹城一所德国人办的小学， 由于该校教学质量较好，加上做教师的父亲以及母亲的严格要求，使他从小就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霍夫茹城是当时世界最大的硝酸化工厂和其它一些重要化工厂的聚集地，阿尔德通过耳闻目睹对那些变化莫测的化工生产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决定了从事化工研究的志向。为了使自己的基础知识更加扎实，能在化工领域有所作为，中学毕业后他便选择到著名的柏林大学化学专业学习，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后来在到基尔大学继续深造时，他又有幸结识了著名化学家第尔斯（O.P. H.Diels）教授。在其指导下，他于1926年获得化学博士学位， 奠定了后来成就的基础。④ （2）跳跃式接受知识的合理尝试。 与拘泥于呆板僵化的填鸭式教学方法不同，未来诺贝尔奖得主的家庭和学校都有过不同程度的渗透式和跳跃式教育的尝试活动。居里夫人认为不能用过时的信条和方式教育子女，主张让孩子尽可能直观地学习和熟悉各个领域的最新知识。她约请几位做家长的朋友，把子女集中在一起，制订系统的教育计划，并实施新教育方法。担任讲课任务的都是一流的科学家、学者和艺术家。课程内容包括文学、历史、各种语言、自然科学、雕塑、绘画等。居里夫人自己负责教物理学，她把书本里那些抽象而令人厌烦的现象极生动地讲解出来：“一些蘸了墨水的自行车滚珠被扔在倾斜的平面上，画上抛物线，这样证明物体下落运动。一个摆锤在烟熏过的纸上画出它有规律的摆动。”⑤这些富有想象空间的实验物理学教学，引出了孩子们极大的兴趣，不仅提高了他们的操作技能，而且使他们接触到富于挑战性和创造意义的科学发现。应该说，艾琳·居里（I.J.Curie， 玛丽的女儿，1935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后来在科学上的成功，部分应归功于这段早期经历。 （3）来自于家庭环境的影响和激励。1981 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霍夫曼（R.Hofman）认为，优秀科学家的产生，是家庭、学校等等种种重要因素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产生影响的结果，特别是周围要有尊重学习的气氛和传统。众所周知，诺贝尔奖历史上有一个经常被人提起的有趣现象，即夫妇、父子、母女或兄弟都是诺贝尔获奖人， 如玻尔父子（1922年、1975年物理学奖）、汤姆逊父子（1906年、1937 年物理学奖）、布喇格父子（1915年共获物理学奖）、廷伯根兄弟（J.廷伯根获1969年经济学奖、K.廷伯根获1973 年生理学及医学奖）、 居里夫妇（1903年共获物理学奖）、约里奥夫妇（1935年共获化学奖）等。这些精英世家的出现，无疑与其相互影响和彼此激励的家庭氛围有关。居里夫人在她为丈夫皮埃尔所写的简传中，曾十分深情地记述了其夫妇二人共同研究放射性问题的那段艰苦而又激动人心的岁月，并且谈到了皮埃尔对她走向职业科学生涯的巨大影响。除了这种典型的家族效应外，许多获奖人后来都在自传中提到某位家庭成员或家庭群体的宽容和鼓励对他们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