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73（2000）03—0057—04 在今天的教育界，自觉检讨教育研究中的唯科学主义倾向，反思现代教育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的漠视，对人文精神的排斥，逐渐演变为一股清新活泼的教育思想潮流，映照出教育事业原有的生机和活力。探讨传统语文教育中的人文精神，对于加强现代语文教育的基本理论的建设，深化我们对语文教育人文性的理解，准确把握当代语文教育的历史使命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一、人文精神的内涵 古今中外，凡是以弘扬人的价值、确认人生的意义，探寻生命的意味为特征的思想观念和文学作品都可以冠之以这一美称。但如果在教育领域中使用这一词汇，则必须保持一种慎重的态度。因为每一种具体的人文精神表述的背后都隐含着各种不同的教育观念。它不仅存在中西差别，而且存在着时代上的变迁。因此，我们有必要进行一番概念的梳理工作。 在我国，“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经》。《易经·贲卦》的象辞上讲：“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显然，《易经》对人文的界定是与天文相对而言的。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天文泛指一切自然现象及自然运动。因此，观乎天文的目的在于把握自然界的运行变化的轨迹与周期。而对于人文讲，它是文明的极至，所以说是“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的目的，在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与理解，尤其对于帝王将相而言具有重要的政治伦理意义。因为只有按照符合人性的法则去教化民众、治理国家，才能使天下得以“化成”。因此，我国的“人文”一词从本原上来讲就具有较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我国的儒学基本上承接了这种人文理念，继而把道德精神明确地转化为人文精神的观念核心，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为学纲领。但是，我国的传统的人文精神是宏富的、博大的，我们除了拥有儒家的重群体、轻个体，重仁义、轻性情，重守成、轻创造的道德理想主义之外，还有以崇尚自然的老庄哲学、追求个性解放的魏晋玄学为代表的南中国精神。这一点曾被长期忽视。“竹林七贤”那种啸吟山林、放浪形骸、遗世孓立的超逸风度，不正被古往今来的文人士子所倾慕心仪向往之吗？那响绝千古、韵流百代的《广陵散》，不正扣响人们敏感的心弦触发出思古之幽情吗？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禅境不是被阐释了千余年仍意犹未尽吗？因此，人文精神之于我国，一半是庄，一半是谐；一半是儒，一半是隐；一半是入世，一半是出世。正是在这种矛盾的二律悖反中，才真正演绎出了国人的文化人格和精神品质。 在西方，人文精神是个发展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它有不同的内涵。人文精神滥觞于古希腊文明。当时它是指自由人的博雅气质与理性精神。在中世纪，它是世俗学校人文学中体现的古希腊的人文精神。到文艺复兴时，人文精神则指反对神权，解放人性，张扬理性，倡导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思想观念。在科学主义盛行的十九、二十世纪，人文精神则被诠释为反对拜物教、反对科学技术至上论、反对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提倡解放人的感性；主张以人为本位来解释世界、确定价值和人生意义。可见，西方的人文精神是丰富多彩的，它在历史的平台上合乎逻辑地演绎着其丰富性。 我们根据上述中西人文精神的传统，可以把人文精神的内涵解释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调人在万事万物中的主体地位，尊重人的自由和尊严，把人作为万物的尺度。第二，追求完人理想和精神文化品格。第三，当代人文精神重视弘扬价值观念、提高文化意识和人格修养。 中西方对人文精神的理解有一定的差异。中国主要谋求道德完善和道德主体的挺立，西方主要培养求真精神，是理性潜力的发挥和心智运用的自由。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论语·雍也》）。中国的传统人文精神更多地带有“高山仰止”般的道德境界，而西方的人文精神则带有汹涌澎湃、无往不前的海潮般的求知探索精神。我们可以把西方的人文精神概括为这样一种思想态度：尊重人类理性，倡导精神自由，追求秩序和谐，主张民主平等，注重逻辑演绎，勇于开拓进取。正确认识中西方在人文精神上的差异，是我们深入理解我国语文教育人文精神传统的基础。 二、蒙学教育与人文精神的培植 陈寅恪在《我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曾提出：“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容，为一种人文主义之教育。”[1]（P48）作为国学大师的陈先生的这一论断，一语道破了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的本质。以《易经·贲卦》“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古老的信念为肇端，传统语文教育一方面以伦理为本位，追求道德价值，一方面在文化修养上以性情为核心追求文学审美价值（乐教）。传统语文教育中无疑渗透着丰富的人文精神，体现着对人的现实生活的关注，张扬着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的精神价值。 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的核心内容即儒家经典，它是中国人道德价值的精神宝库，也是人文精神的主要文化载体，这是由根深蒂固的“文以载道”的思相观念所决定的。谈到儒家思想家，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说出从孔、孟、荀经朱熹到王阳明等著名人物。但是，如果我们认真阅读他们的浩繁著述，会惊奇地发现，在这些著作中很少适用于社会大众的道德训诫和伦理教言，充满其中的是属于哲学和心理学的内容。即使有道德箴言，也多是面对“士”即饱受儒学教育之士提出的，在特定社会结构中立身处世的气节风范。那么，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是如何灌输到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在社会中实际发生影响的呢？其影响是通过何种渠道渗透、伸展至民间？或民间大众所接受的人文精神在结构上有哪些特点？答案是蒙学教育，正是中下层儒者实施的蒙学教育才是伦理教化的直接活动，是人文精神传播的有效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