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理论研究的历史回顾 现代意义上的系统的教育理论研究之起始，大致而言，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侧重于教育理论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因而认为夸美纽斯1632年出版的《大教学论》一书是教育理论之“母”，现代教育理论研究应上溯到夸美纽斯；另一种观点则强调教育理论研究的认识方法，认为现代的教育理论研究之始发轫于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认识论，由其弟子编纂的《康德论教育》一书是从哲学的高度对教育理论的建构思路进行阐述，是教育理论的瑰宝。从实际情况来看，世界教育理论的认识发展史或研究史所受到来自夸美纽斯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来自康德的影响，现代教育理论的基本框架更多地带有《大教学论》而不是《康德论教育》的烙印。夸美纽斯对现代教育理论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教育研究目的上，过分地重视研究成果的实际功效，因而强调了理论的“使用价值”而不是其内在的“认识价值”。在历史上，从夸美纽斯开始，教育研究的目的总是格外地注重为教育实际工作者提供一种可资“指导”的教育程式。由此逐渐演化而成的“教育理论”，带有极为显著的“（教育）工作手册”模式。这种模式突出了对教育现象的条分缕析，强调了对所谓的教育过程的程式化规定，以求取得教育“范本”的存在价值。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教育理论研究的使命几乎始终定位于“入门”的层次，即告予初涉教育者如何执教。它要解决的问题主要的是“教育是什么”。在几近直观地设定教育“是什么”之后，再直观地规定对这种教育如何如何施教。人们在热衷于这一努力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教育理论研究的其它使命（抑或是更为重要的使命），致使涉及理论研究的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教育理论研究的使命究竟是对已有教育外观现象作静态的解释还是对教育内在机理作动态的把握？与此相关的问题：教育理论研究的目的究竟是为了对教育（及其原理）的理性洞察还是为了对教育活动的经验性规范？毋庸讳言，以往的教育理论研究历史基本上是沿着前一种要求延续下来的，业已形成的教育理论，大部分几近是教育现象的“直观映照”，并且极为重视这种理论的“操作性”属性。于是乎，教育理论研究在目的观上无可选择地陷入了一种怪圈之中：一方面，理论研究要揭示的是教育的原理（这些原理原本是用来指导“操作”的）；另一方面，理论研究又被强有力地附加了工艺性的（即操作性的）价值规定。这样一来，理论与实践、抽象与具体、本与末、基础与应用的关系被人为地模糊了，甚至被倒置了，从而教育的理论研究陷入某种迷茫的困境之中。 2.在教育研究方法上，过分地重视了归纳法的作用，甚至把归纳法作为教育研究的唯一方法加以顶礼膜拜，忽视了每每能体现理论内在逻辑张力的演泽法。大约从16世纪开始，欧洲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归纳主义的认识思潮，其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培根。这一认识思潮的产生与发展对近代经验科学的形成和演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后来的科学发展史也表明这一思潮对理论科学的发展来说是一种障碍。为此，17世纪上半叶在欧洲大陆又出现了与归纳主义相对立的以演绎法为核心的理性主义。于是，从17世纪起，归纳与演绎第一次作为认识方法论范畴提了出来。自然科学的理论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注意到归纳与演泽这对范畴之间的平衡。非常遗憾的是，在教育的理论研究中，长期以来总是在上述两个对立范畴之间顽固地维护着厚前薄后的传统价值认识倾向，从而使得教育理论理应蕴涵的逻辑结构难以科学地呈现出来。业已成为“定论”的教育原理既难能成为自成一体的严缜体系，也难能对动态的、形形式式的教育活动作出合理的预测。理论本身不能对实践作出合乎理性的预测，这一缺陷的严重性至今尚未被我们足够地认识到。我们经常说用理论来指导实践，但倘若理论难以对实践的趋向或走向加以理性的把握，那么，理论指导实践的主观愿望就只能是纸上谈兵。而仅仅凭借着归纳法建构起来的所谓的“理论”，是断然不能完成“预测”之重任的。于是，在现有的教育理论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充塞着“教条”或“成规”，教育理论本身的理性认识功能被极大地削弱了。直到今天，教育理论尚未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它既不能对教育现象作出深刻的解释，更不能对教育可能的运行方向或发展趋向进行有效的预测。 3.在教育理论的结构上，部分地受到前两方面的影响，现有的教育理论结构多少给人一种“拼盘”的感觉。“拼盘”不是结构，而是一种罗列；构成“拼盘”的各组成部之间并没有内在的有机联系，很难成为一个具有逻辑力量的整体。根据一般的界定，举凡科学的理论，都应具有由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科学推论组成的演绎式的逻辑结构。因此，截止今日，教育理论实际上长期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缺失”的现象。现在看来，这种缺失已直接导致了理论研究的两个不良后果： (1)无论是国外的教育学教材还是国内的教育学教材，章节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大量的是关于教育制度、形式、方法等状况的描述，涉及“理论”的内容很少。并且，在目前被作为“共识”的教育理论与教育状况的描述之间看不到明显联系，理论研究原本需格外强调的因果推论在现有的教育理论中并没有显示出应有的地位和作用来。“理论”明显地脱离“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