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1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7)03-0042-06 在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发展演进中，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是聚讼纷纭的焦点问题。18世纪启蒙思想家普遍主张以自我保存为前提，允许每个人自由平等地追逐自己的私利，以此为基础建立公民社会。卢梭强烈反对这种观点，认为以自我保存和追逐私利为旨归的政治哲学，是在追求一种与人的幸福高尚的生活方式完全对立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只是以商业和贫富为特征，每个人都只是在国家立法的框架下追逐私利，金钱成为人的价值标准，而德性却被遗忘。所以卢梭强调这种政治哲学观点使政治趋向于非道德化，政治与道德处在对立的关系之中。由于各种私利之间总是存在不同程度的冲突，因而在私利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应该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在卢梭看来，为了达成社会契约从而建立公民社会，启蒙思想家普遍刻意简化政治问题，忽略政治中的道德要素，使政治成为了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卢梭试图将政治问题重新还原为道德问题，强调道德情感在公民社会建构中的本体性地位。他指出在自然状态下，人具有两种基本的情感，即自爱心和怜悯心。自爱心就是对保全自己生命的关注；怜悯心则表现为对同类的仁爱，这种情感是道德的基础。人的自爱心通过怜悯心扩展成为对其他人的道德关切，进而追求公共的幸福。卢梭通过这个过程提供了一条从自然状态到公民社会的升华道路。具体地说，从“自然状态”转向“公民状态”，必须经历一个“公意”形成的道德化过程。公意来源于人们脱离野蛮孤独的自然状态而联合的共同需要。公意的确立就是人们把联合的共同意愿以达成社会契约的方式体现出来。在达成社会契约的过程中，人们放弃了自然状态的自由以及由欲望支配而获得一切东西的无限权利，而获得政治共同体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德性就是使个人的特殊意志与公意协调一致，使一己私利服从公共利益。在此，公意就是一种普遍的、具有强制性的道德力量，使人从自然状态下仅仅关注自己生存的动物转变为道德化的公民。 由此卢梭复归并超越了古典政治哲学的传统，从道德的角度阐述了区别于同时代启蒙思想家的政治哲学思想。18世纪启蒙思想家普遍把文明的进步看作是人类社会不断上升的链条，对科学与艺术的发展必将给人类带来幸福和德性的增长充满乐观信念。卢梭不赞同这种乐观信念，对启蒙思想进行了批判和反思，独具只眼地指出科学与艺术会造成人性的异化和道德的败坏。这首先源于卢梭与其他启蒙思想家对幸福的理解存在分歧。无论卢梭还是其他启蒙思想家都同意人的幸福在于欲望和满足欲望的能力之间的和谐，由此人的欲望和满足欲望的能力之间的平衡关系对于实现幸福至关重要。启蒙思想家大多主张通过增加满足欲望的能力来实现平衡关系，而卢梭却强调减少由人的虚荣、贪婪和骄傲所产生的不必要的欲望，来实现二者的平衡。在卢梭看来，自然状态下的人只有纯朴的自爱心，他的基本需求即满足食物、休息和异性的肉体需要很容易从自然中得到满足。因为人的自爱心只以他的个人生存为限，即便可能妨碍他人的生活，怜悯心也能做到把自爱心克制到一定的范围内。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以及私有制的产生，基于社会的攀比和自尊心，人的基本需求逐渐转变为难以穷尽的欲望。欲望推动着科学与艺术的发展，科学为人的欲望的实现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却毒化了人的心灵，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艺术产生于闲逸，以矫揉造作的方式表达情感。但矫揉造作的背后，不过是一种精致化的纵欲。科学与艺术的发展鼓励人们投身于对欲望的寻求，整个社会的运转渐渐围绕着欲望展开，追求心灵高尚的人遭到蔑视，社会走向腐化与堕落。 因而卢梭指出，作为“文明”根本标志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助长了奢侈、享乐，腐蚀了政治共同体的良好风尚。卢梭心仪古希腊城邦政治。在他看来，古希腊城邦政治是一种建基于公民德性的美德政治，城邦生活是一种追求道德自由的幸福高尚生活。卢梭的理想政治共同体是以斯巴达城邦为典范，由富有公共意识的爱国者、具有尚武精神和英雄气概的公民组成。卢梭把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看作公民的极为重要的德性，依靠这种德性对外能够使公民团结一致保护政治共同体的安全，对内能够激发公民的公共精神，从关注一己私利转向关注公共幸福。如果城邦公民失去这种德性，那么城邦就会走向衰亡。由此培养和保持德性是公民社会的必然要求。而艺术伤风败俗，对政治的道德基础极为有害。卢梭列举了大量东西方历史中的具体例证(埃及、希腊、东罗马帝国以及中国)，说明艺术软化了人的勇气，破坏了公民的尚武精神，使公民在面临饥渴、极度的操劳、危险和死亡时失去英雄主义品质，最终国破家亡。与此相反，斯巴达城邦正是由于对科学与艺术的高度控制和制裁，“把艺术和艺术家、科学和学者们一起驱逐出了你的城垣”[1](P31)，从而激发了公民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崇高德性，保证了公民的幸福生活和城邦的良好风尚。 卢梭进而指出，自文艺复兴以来，奢侈和逐金之风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处于现代性语境中的艺术变成了相互取悦、激发欲望的艺术：“人们开始感觉到与文艺女神们相交往的巨大利益了，那就是，通过值得他们互相赞慕的作品来激发他们彼此相悦的愿望，可以使人类更富于社会性。”[1](P20)艺术逐渐走向自主的同时，也日益受到商业消费与公众舆论的左右。由此艺术家很容易放弃艺术良知，而千方百计地迎合公众的趣味，哗众取宠，博取名利。反过来，这种迎合公众趣味追求娱乐功能的艺术，会进一步腐化公众已败坏的趣味，致使人的德行堕落：“我们的公园里装饰着雕像，我们的画廊里装饰着图画。你以为这些陈列出来博得大家赞赏的艺术杰作表现的是什么呢？是捍卫祖国的伟大人物呢，还是以自己的德行丰富了自己祖国的更伟大的人物呢？都不是。那是各式各样颠倒歪曲了的心灵与理智的形象，是煞费苦心地从古代神话里挑选出来专供我们孩子们的好奇消遣之用的；而且毫无疑问地是为了在他们甚至还不认字以前，他们眼前就可以有各种恶劣行为的模范了。”[1](P53) 不过卢梭并不是主张消灭科学与艺术，他所强调的是，没有道德自由，科学与艺术的发展就会危及政治共同体的存在基础，因此，需要用政治正义与道德情感的眼光审视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卢梭进而声称，凡属足以激发公民内心热爱德行的题材的优秀文艺作品，是“可以带给人民一种极其罕见而又极其美妙的欣慰”[1](P55)。在《论科学与艺术》的结尾，卢梭给出了避免科学和艺术腐蚀德性的方法，这就是科学家、艺术家与俗人们安守本分、恪尽职守，肖尔茨称之为“柏拉图式的解释”[2](P107)。具体地说，在一个良好的政治共同体中，只有极少数的天才可以从事科学研究，掌控文艺，并以其智慧教育人民，增进人民的幸福；而大多数不具备伟大才能的俗人则听从铭刻在内心的德行法则的引导，谛听自己良知的声音，安于默默无闻的幸福生活。可以认为，区分极少数天才和多数俗人是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前提。卢梭追随古典政治哲学，强调大多数人不是凭借科学与艺术，而凭借传统习俗和道德风尚生活。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和维持同样是以传统习俗和道德风尚为基础。传统习俗和道德风尚能够使公民能够紧紧团结在一起，为公共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维护政治共同体的稳定。然而启蒙思想家普遍主张依靠个体的理性决定和安排自己的生活并且以个体为基础创建社会秩序从而达到自我引导的自由，并通过科学和艺术拓展知识，追求普遍真理，建立理性王国。在这样一个理性王国中，言论和思想自由，所有的地方性传统信仰、道德风尚、文化习俗都会受到科学与艺术的怀疑，“他们以他们那些致命的诡辩武装起自己以后，就在摇撼着信仰的基础并在毁灭德行了。他们鄙夷地嘲笑祖国、宗教这些古老的字眼，并且把他们的才智和哲学都用于毁灭和沾污人间一切神圣的事物。”[1](P42)因此，卢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对于一个良好的政治共同体而言，科学和艺术不可以向大众普及，否则会破坏政治共同体的道德和信仰的基础，窒息公民对神圣价值的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