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生活美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值得深思的理论现象。从现实层面看，20世纪90年代消费文化的兴起与繁衍无疑是基础推力。随着80年代现代性的追索向90年代后现代的过渡，审美迅速走出朦胧诗、先锋小说、学院艺术的圈子，向消费社会逐渐渗透，从博文到网络小说，从艺人走穴到超女，从画廊个展到个人收藏，从街头雕塑到美容时装，如此等等，毋庸讳言，经济因素为身后最深的推手。美学理论尽管时间上反应延后，但在观念上也受到现实的刺激。2002年《浙江社会科学》刊发出一组讨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稿子，其中陶东风的文章敏锐察觉到这种审美泛化现象，指出学院化的文艺学美学已经僵化，非但为学生厌腻，本身也在失去对文艺活动的解释力。由是，他提出一种非“庸俗社会学”式的文化研究策略。①从宽泛意义上讲，这可算是生活美学的一种声音。此前和之后，刘悦笛等人正面提出了“生活美学”的主张，并试图在传统思想中寻找理论支援。应该承认，生活美学是种很好的提法，它试图解释今天消费文化中新兴的审美现象，并在理论上予以规导，这当然是中国美学研究应尽的本分。 同时也应注意到，生活美学的理论建构远未成型。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多采用西方后现代的思想审视中国大地上衍生的审美泛化现象，这的确击中了以往精英主义、本质主义、自律美学的某些弱点，让美学研究对象超出传统学科边界，将日常生活众多领域纳入旗下，让人看到，美不专属于殿堂的歌手，普通大学生甚至幼童，也能唱出让人沉醉的“好声音”。这是消费市场衍生出来的审美“民主”，也是生活让美学能继续生存下去的活力泉源。问题是，这种生活美学理论更多借用了当代西方后现代诸如鲍德里亚、布迪厄、韦尔施等的话语理论，横移到中国的消费语境之下，操其“批判精神”武器，“建构一种具体的政治批判话语”②，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在现代物质文明建设刚刚起步尚在建构中的中国，挪用早已走出这一经济时期处于解构阶段的西方后现代思想，究竟能有多大的适用性。别的暂且不论，政治批判有如其他论者所讲，在西方仅限于学院院墙之内，实为西方体制的“装饰”③；在中国呢，恐怕就未必可行，至少在物质经济水平远不能支撑、化解这种话语的当下，这种挪移过来的主张并不具备足够的生存土壤。这样讲，不是说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全然游离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与现状之外，它对庸俗社会学、自律美学等理论的批判的确有的放矢，对审美泛化的现实也显示出足够的机敏；也不是说西方的后现代理论不好借用，它们对消费社会负面精神因素的批判极富见地，完全可以拿过来审视我们现代化经济自发衍生出的文化问题。然而，如同马克思所讲，理论出于实践，更要回到实践。而我们眼中所看到的更多是西方各路后现代理论的符号繁衍、话语权的滥用与争夺，更多是甘愿被外来话语操纵自己的灵魂，简单套用在中国的审美现象之上，不是用理论解决问题，而是让问题迁就理论。这恐怕本身就是消费文化语境下随审美泛化而来的理论泛化，二者处在两条平行线上，尚未真正形成自己的理论话语。 由于未能真正筑基于中国自己的审美现实之内，众多盛行于中国的生活美学理论实际上并未走出自己批评的自律美学，让审美或是成为生活的点缀，或是给生活提供某种乌托邦的田园牧歌，沦为某种装饰美学或牧歌美学。装饰美学无非是给日常生活打上一块艳丽的补丁。周末与好友参观美术馆、欣赏交响乐，携儿带女参与电视台综艺节目，闲来写字涂鸦、把玩古玩字画，在网上晒晒，或犹如建筑工地上的女工，下班后换上时装拍几张造型发布在朋友圈。于是，单调、苦累的日子就涂上一抹亮色，疲顿的身体在艺术的光环下得以浸润，工作的乏味乃至怨怼在轻歌曼舞中消散遗忘。或者如牧歌美学，在节假休闲的日子，携家带子、呼朋唤友挤出城市，或走入深山荒漠，或漫足水乡古镇，添加上点滴地理风物、异域风情，疲顿的精神在乌托邦式的出逃中自由舒放。在这两种情形下，审美表面上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走进的仅仅是生活的一部分，休闲的部分，至少生活的主体——工作，非但没有丝毫触及，反倒成为审美需要克服、对抗的对象。生活美学如做此解，就是个伪命题，又踏回了自律美学及本质主义的老路，美还是美，生活还是生活。若有不同，也无非是墙内之花三两朵，洒落墙外生活的有限空间而已，生活本身和审美仍没有任何关系；即便有，也无非是过去反映论美学老调重弹，生活充其量成为艺术和审美的“源泉”，美之花一旦结出，和滋养它的生活泉源仍有本质不同。劳作依然是劳作，科学依然是科学，本身不可能是美的，只能是作为美的来源或养分，介入不到美本身的构成当中。因此，有论者提出要建构生活美学的本体论，④这确有必要。 不过，我所理解的生活美学本体论是将生活当作不可分解的一个整体，也就是将李泽厚先生讲的“活着”(生存)当作第一事实。同时，在“如何活”方面(生存意义)又将约翰·杜威的科学理性作为考量中心。最后将二者都赞成美的终极性作为生活的本有之义。所以李泽厚和杜威的思想是我所讲生活美学的两个重要理论来源，⑤当然在一些理解上也有很大不同。 二、生活美的本体性 标题用“本体论”(Ontology)来限定生活美学，实为不得已。因为“本体”(being)这个词的意思尽管在其古希腊的语源中指涉繁复，但在后来的使用中多指“共相”“本质”之义，⑥对应着殊相的经验、现象层面，比如柏拉图的“理念”、康德的“物自体”、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等就是这样。放在缺少这种“二分”传统的中国语境之下，本就有南橘北枳、水土不服之嫌，加之本文所讲的生活本体不可二分，并不意味着生活之内或之外有什么东西和它有所对应，容易令人误解也不足为奇。好在海德格尔溯源此词时考索出“存在”之义，意指生活靠自身力量的“呈现”及“生长、涌现”，⑦并不同他物对应，那本文就无妨在这层意思上使用“本体”一词，用来强调生活对所有人而言的根本性、普遍性。也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讲，将“人活着”这个生命历程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或“原始现象”。⑧在这层意义上，所谓本体论的生活美学无非是说，根本性的生活即审美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