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7)04-0001-06 反讽(irony)是西方修辞学、哲学和文学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之后，其多元主义取向与反讽在气质上比较契合，反讽更成为使用频率较高的范畴。《贝特福特文学与批评术语词典》中将之解释为：“反讽是外表或期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或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表现出来，如一个人所说的与他或她实际上所想表达的之间不一致，或者一个人希望发生的事情与实际发生的事情之间不一致。反讽概念还进一步被运用于事件、情境以及一部作品的结构元素，而不局限于话语陈述。”[1] 在现代汉语中，“反讽”是个新词，《现代汉语词典》直到2002年的增补版中才收入。《辞海》也是直到2009年第六版中才收入反讽一词，将之定义为：“译自希腊语eironia，原为希腊古典戏剧中的一种角色类型，即‘佯作无知者’。后演变为一种艺术手法。”[2]当然仔细推究起来，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反讽这一术语，国内对反讽修辞格的引进其实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了。在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修辞学发凡》中，陈望道将修辞总结为38格，并分为4类，其中乙类，即意境上的辞格中的“倒反辞”就对应着反讽。陈望道给出的定义为：“说者口头的意思和心里的意思完全相反的，名叫倒反辞”，[3]进而将倒反辞分为不包含讽刺的“倒辞”和包含讽刺的“反语”。 反讽虽然是一个外来词，但这并不代表中国美学和文论中没有与反讽相类似的概念，或者说风格、精神形态。事实上，中国古典文献中的“戏谑”在具体运用中往往具有反讽的意味，与此相接近的概念还有“俳谐”、“谐隐”、“滑稽”等等。我们拟对此做一个比较性的考察。 一、反讽概念的流变 西方的反讽概念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大体来说，古典反讽偏于修辞的言意悖反，自浪漫主义到当代，反讽逐渐被赋予精神含义，并且多样化。 古典时期的反讽多应用于修辞学与论辩术。反讽(irony)一词源自希腊语“eironeia”，原本有佯装、欺骗、不真诚等含义。柏拉图在《智者篇》中，称智者为不诚实的人(eironikon species)。[4]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对比了佯装无知的人(eiron)与自夸的人(alazon)，“明确地将苏格拉底与自贬式佯装(eironeia)联系在一起”。[5]自苏格拉底之后，反讽大抵被看作“言意悖反”，作为一种修辞格，主要服务于演说和修饰。例如，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将反讽视为一种辞格或说话方式，不仅“准确地指出矛盾之处……而是你讲话的整个要旨告诉你要严肃地进行讽刺，此时你的真实想法与你说出来的话的意思是不一样的”。[6]这是一种混合了幽默与严肃的演说效果。此后，昆体良将反讽从修辞格扩展到了整个论辩环节，“它既是修辞手段也是转义手段。用作转义时，一些词用来替换另一些词；用作修辞时，话语或语篇的整体意义乃至于整体结构或布局都随着格调发生变化，所有转义连成一体形成一种修辞风格——反讽”。[7]即便如此，这种修辞风格往往也是有迹可循的，它可以通过将话语传递方式、话语人的性格等与实际说出来的话语加以对照，来判断说话者意图与话语效果之间的张力。所以保罗·德曼这样总结说：“从亚里士多德到18世纪以来，这一传统(描写性修辞传统)都将反讽界定为‘顾左右而言他’，或者，在更加受到局限的语境内，界定为‘以赞寓责，以责寓赞’。”[8] 浪漫主义兴起之后，反讽从修辞领域引入哲学思考后被推及美学领域，以图解决有限与无限、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弗·施莱格尔写道：“哲学是反讽的真正故乡……当然还有一种修辞的反讽，若运用得有节制，也能产生精妙的效果，特别是在论战当中。不过这种反讽却同苏格拉底的缪斯那种崇高的机敏针锋相对，正如最华丽的艺术语言与风格崇高的古典悲剧相对一样。诗从这个方面就可以把自己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并且不用像修辞学那样立于反讽的基础之上。”[9]所以，“人们常常把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关于反讽的一些思考当做浪漫主义哲学和美学的核心思想”。[10]但是浪漫主义反讽所追求的主体的无限性又受到黑格尔的批评。在黑格尔看来，浪漫主义反讽使得“一切事物都会显得虚幻无价值，有价值的只有‘自我’本身的主体性，而这主体性其实也就因此变成空虚无聊的”。[11]但浪漫主义反讽对无限可能性及其否定精神的追求对此后的反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维塞尔在《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论马克思主义神话诗学的本源》一书中认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具有革命力量的观点，就是对浪漫主义反讽积极行动式的改造，即将“作为哲学形式的反讽”，改造成为“现实的批判的反讽”，成为“人的物质形式”，成为“实践的力量”。[12]其后，克尔凯郭尔的《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式反讽为主线，在黑格尔和浪漫主义反讽二者间采取了折中的态度，提出了带有存在主义哲学意味的反讽概念。克尔凯郭尔认为，反讽的辩证法是对包含自身在内的无限绝对的否定。他突出了反讽的消极维度，在此基础上考察人的自由，并希望以这种消极自由走出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一个贯穿所有反讽的规定，即现象不是本质，而是和本质相反……另一个贯穿所有反讽的规定，即主体是消极自由的……倘若我的言词不是我的意思，或者我和我的意思正好相反，那么对于他人和我自己我就是不负责任的。”[13] 20世纪上半叶，反讽成为一个诗学原则。新批评将反讽中性化，反讽被视为诗歌基本的结构元素之一。瑞恰兹认为：“反讽由相反相成的冲动组成；受反讽影响的诗歌不见得是最上乘的诗歌，但反讽本身又是最上乘诗歌的一个特性，原因就在于此。”[14]自此，相反相成或语义悖论成为新批评反讽研究的基调。布鲁克斯说：“诗歌中的反讽除了矛盾与调节之外别无他物……作为一个整体，诗中的反讽是一种混合了遗憾与嘲笑的丰富性与复杂性。”[15]在《反讽——一种结构原则》一文中，布鲁克斯借鉴瑞恰兹的语境理论，将反讽定义为“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16]反讽使得诗歌内部的压力、矛盾、冲突的各因素处于平衡、共存、稳定的状态。语境理论的引入让反讽研究有了很大的拓展，它不再局限于单个的语词安排和语义矛盾，而是综合考察诗歌整体所具有的复杂语境。新批评对于反讽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在一定程度上在文学作品分析中复兴了反讽的修辞学功能，并赋予其诗学内涵。新批评虽然主要以诗歌为研究对象，但是以语义关系分析为标志的细读式批评也波及其他文体形态，使得反讽作为一个诗学原则也推广到小说等文体形态的分析中。其后，在精神上和新批评相通的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韦恩·布斯自觉地把反讽和诗学结合起来，出版了反讽修辞研究的重要著作《反讽修辞学》，将反讽划分为稳定反讽(stable irony)和非稳定反讽(unstable irony)。但是布斯显然又受到哲学界反讽讨论的影响，认为反讽具有社会文化内涵：反讽包含了解释者的“瞬间推理”，具有社会认同功能。[17]D.C.米克在《论反讽》中细致地梳理了反讽的历史，根据使用范围将反讽划分为言语反讽(行为反讽)、情境反讽、戏剧反讽乃至总体反讽、宇宙反讽等，认为“表象与事实的对照”、“自信而又佯装无知”及由此产生的“喜剧效果”是反讽的基本特点。[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