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7）01—0104—09 在比较诗学研究场域中，他者（other）与他者视域（other perspective）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术语。他者作为一个术语是从胡塞尔及其以来的现象学理论中生发出来的，他者是指称不同于主体和自我的一个对立面的存在，美国学者米切尔·舍尼森（Michael Theunissen）曾澄明这个术语的学理：“对于思者来说，他者（other）最初仅是作为第二人称代词在你（the Thou）中所呈现，对于思者来说，他者的原初存在（the original being of the other）能够在一个被言谈的人中发现，在话语的对象或对话的对象中发现。”[1]2 比较诗学研究正是要求研究主体把中外诗学理论及其语言、文化背景作为自身知识结构的整体装备，比较诗学研究的行为展开，实际上就是比较诗学研究主体自身知识结构内部中外诗学的互动对话与互动阐释。一般地来说，汉语语境下的比较诗学研究者首先应该站在自身知识结构内部的本土诗学立场上，来展开自己的研究工作，而把外域诗学及其语言、文化背景作为来自于异质文化的他者因素，然后以此对本土诗学与外域诗学进行汇通性研究，因为本土诗学及其母语、文化背景构成了比较诗学研究主体知识结构的主要方面。 提请学界注意的是，曾有多位学者对西方诗学的直喻、隐喻、转喻和中国古代诗学的比兴这两套范畴进行了汇通性比较研究，如谢无量在《诗经研究》中就《诗经》的修辞法，把“比”和“兴”分别释义为“直喻”和“隐喻”，周英雄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视域下阐释“比兴”，把“比”释为“隐喻”，把“兴”释为“转喻”。从上述学者所展开研究的视域来分析，在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内部，中国诗学的比兴是“我”，西方诗学的直喻、隐喻、转喻是“你”，研究主体作为汉语学者是栖居在汉语语境下对中西诗学这两套范畴进行汇通性思考的，由于西方诗学的直喻、隐喻、转喻是被研究主体纳入到汉语语境下，作为跨文化的思考、言谈与对话的异质文化因素，所以较之于研究主体的汉语学术身份来说，直喻、隐喻、转喻是他者因素，他者的原初存在正是在直喻、隐喻与转喻这一类范畴中呈现。因此，研究主体关于比兴与直喻、隐喻、转喻的思考也就是在跨文化语境中“我”与“你”的互动对话与互动阐释，如果我们借用于米切尔·舍尼森对他者的学理性分析，他者最初是在作为第二人称代词的“你”——直喻、隐喻与转喻中所呈现出来。 异质文化（heterogenous culture）是比较文学研究者以及国际汉学家所使用的一个专用术语，以语言与民族血亲关系的本质差异性而言，广义地讲，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本质上互为异质文化，即两者互为异类，对方都是自己的非我因素（nonego factor）。注意，在这里，“异类”是一个中性概念，没有褒贬之意。德国波恩大学的学者顾彬就是站在西方学者的文化立场上，把东方界定为相对于西方的“异类”：“西方人把视线移向东方的目的是想通过东方这个‘异’来克服他们自身的异化之处。”[2]47 顾彬的一系列学术写作就是立足于西方本土学术领域，把东方中国及其语言、文化背景作为异质文化与非我因素，来展开他的跨文化与跨语际的学术思考；顾彬曾把德国的现代性与中国的现代性作为“我”与“你”两种异质文化下的非我因素，在双向的互通、互比、互照与互识中进行诗学意义上的讨论，他立足于本土语境，以德国文化为透镜围绕着中国小说《倪焕之》，讨论德国的忧郁和中国的彷徨及其双方美学因素的共通性与差异性，认为“当他们的素朴意识认识到空幻的理想和政治现实之间的冲突的时候，中国的现代性开始靠近西方的现代性。至少在这种意义上如此：两者都产生了对现代性的失望。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两个来自西方思想史的概念，‘无聊’（ennui）和‘忧郁’（melancholy）变得特别重要，它们共同缩小了1919年反传统运动的自由”[3]302。从顾彬这段表述的理论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哪些话语因素是本土文化的“我”与哪些话语因素是异质文化的“你”——他者，也不难看出中国小说《倪焕之》是顾彬学术思考中的非我因素——他者形象。 需要提及的是，当我们把英语的“other”翻译为汉语的“他者”时，我们把汉语第三人称的“他”带入到译入语中，因此在汉语语境下会产生“他者”是第三人称的误读现象。所以在学理上，我们应该澄清的是，他者是“我”与“你”在跨文化的相互镜照与跨文化的互动阐释中，相对于第一人称——“我”呈现在第二人称——“你”——阐释客体上的异质文化与非我因素。 理解了他者在比较诗学研究中的定位后，对于叶维廉的《语法与表现：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学美学的汇通》一文，我们仅从命题上就可以看出作者关于比较诗学研究的视域不同于国别文论研究者，并且能够澄明地界分出这篇文章中的他者身份。叶维廉把英美现代诗的美学思想作为他者，来镜照中国古典诗的美学思想，叶维廉认为：“西方对存在现象概念化，没有把存在现象显出，而是将它隐蔽”[4]57，并以此为自己思考中国古典诗之美学的参照系，在汇通的比较研究中推出中国古典诗的美学原则：“中国诗的艺术在于诗人如何捕捉视觉事象涌现及演出于我们的眼前，使其超脱限制的时空而从浑然不分的存在中跃出。”[4]59 中西诗学正是在“我”与“你”的对话中相互澄明且通透起来。在这里，西方诗学是透视和思考中国诗学问题的他者——异质文化与非我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