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两年后，“两个凡是”的观点仍然严重影响和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思想解放仍然步履维艰。《光明日报》于1978年5月11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一次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围绕着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批驳了“两个凡是”的观点，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改革开放国策、实事求是路线的制定，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这一大讨论，也对刚刚兴起的新时期文学起了重大促进作用。1978年6月5日闭幕的中国文联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宣布，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恢复工作，《文艺报》立即复刊。同年10月20日至25日在北京远东饭店召开了《人民文学》、《诗刊》和《文艺报》三家刊物的编委会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各位编委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武器，对新时期文学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坦率地发表了意见。这次会议对于处于转折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即新时期文学主流的形成，在思想上扫清了道路，为三个编辑部确定了工作基调，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但这次会议的内容，迄今未发表。笔者当时是《文艺报》编辑部的一员，列席了会议。在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的时候，根据记录，将会议的主要内容作一回顾，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份史料，提供研究者参阅。 联席会议由新成立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书记处书记张光年主持。他说，召开《人民文学》、《诗刊》和《文艺报》三个刊物的编委会联席会议，讨论编刊方针问题，不可能回避当前思想战线上大家关心的问题，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一年前集中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一直延续到中国文联三届全委会三次扩大会议召开，对文艺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最近一段时间，则显得比较沉寂。当前真理标准问题、扩大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的讨论，再次给文艺界提供了机会。没有民主的土壤，百花就开不起来。我们要靠自己的工作形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只有这种政治局面形成了，文艺创作才能繁荣。他说，当前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但思想解放是有阻力的，或来自外界，或来自自身。林彪、“四人帮”利用人民对革命导师的热爱，搞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就是最大的阻力。毛主席在电影《创业》的批示中说，要调整文艺政策，他们不照办，不执行。归根到底，他们要搞愚民政策。利用人民对党发自内心的热爱，把革命导师发扬民主的语录撕成碎片，当成吓人的帽子，打人的棍子，贴上马列主义的标签，致使打死人也不敢还嘴。他们用反革命的魔术，败坏马列主义的名声和威信。经过一系列斗争，经过反复比较，痛苦思索，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全面掌握和领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包括三个方面：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双百，两结合。本来这是经过长期革命实践检验的，这次又经过文革的检验，越来越放出光辉。但林彪、“四人帮”把“五四”以来、延安以来、建国以来的文艺一概否定，造成了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局面，长安不见使人愁。乌云终归是遮不住太阳的。在文艺上讲，拨乱反正是一场捍卫毛主席文艺路线的生死斗争。“四人帮”制造的一切冤假错案，全经不起实践的检验。“文艺黑线专政”论是被推翻了，至少没有人公开为它辩护了。但还有一种说法：文艺黑线的帽子却不能摘掉。黑线是有的，那就是刘少奇的文艺黑线。这是改组以前的《光明日报》提出的，而现在已经是光明的《光明日报》了。那时许多同志感到惶惑。当时我们反驳了这种说法，不赞成这种说法。我着重说三条事实：第一，林彪、“四人帮”讲的文艺黑线与刘少奇文艺路线，是一回事。都是指建国后周总理领导的文艺革命路线，决不是指被文艺界打退了的胡风等，而恰恰是指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流。17年中，文艺领导干部曾犯过右的、左的错误，但决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已是为客观事实证明了的。是不是可以说，“黑线专政”论是荒谬的，而构成“黑线专政”论的前提（文艺黑线）是可以成立的？这是文艺战线上的大是大非问题。第二，近一年来，报刊上集中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同时，也批判了“文艺黑线”论。“文艺黑线”论也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一个是理论黑、作品黑、队伍黑。理论黑，一是三结合，一是黑八论。说17年中有一条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完全与事实不符。大量事实证明，林彪、“四人帮”把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当成刘少奇文艺路线来批。他们明明知道17年是周总理领导的。越是总理领导的，越是当成毒草批。我认为，给文艺界加上的刘少奇文艺黑线是个阴谋，矛头首先是针对周总理的。把不是刘少奇的人，都推到刘少奇那里去。揭发出这个阴谋，本身就是捍卫毛主席文艺路线。第三，彻底纠正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案，不仅是拨乱反正的是非问题，而且是从政策上予以平反昭雪的问题。文艺界那么多有生力量含冤而死，许多人至今背着黑锅。这不利于调动积极性，不利于促进文艺的繁荣。有些业余作者受到株连，至今没有解决，因为据说黑线是有的，还要观望一下。党中央热望文艺繁荣起来，彻底打掉精神枷锁。我们要从实际出发，与新时代的工农兵相结合。“四化”向我们提出了问题：希望要有新的创作产生，要有今天的杜甫、李白、巴尔扎克出现，作家艺术家要真正回答和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 刘白羽说：粉碎林彪、“四人帮”两年了，对他们在文艺问题上的谬论和罪行进行批判，做了很多工作，但还远远不够。什么主题先行呀，三突出呀，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呀，完全是形而上学。“四人帮”的思想残余影响，在文艺工作者中间是不可低估的。哲学问题的讨论推动了各条战线。我们要急起直追，在文艺上进行批判斗争，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最大的是非，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概念出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首先谈的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概念出发。毛主席引导我们从实际出发，为工农兵，深入到实际斗争中去。林彪、“四人帮”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是形而上学，他们制造谎言，把毛泽东思想割裂成只言片语。对“文艺黑线专政”论，年初我们批了一下，现在还要批，要提高到真理标准、从实际出发，从马克思主义这个根本原理来批。刘白羽还提出文学要塑造新时代的英雄人物。天安门事件使我受到教育。青年是可爱的、伟大的，他们敢于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站出来反“四人帮”。我读了一些揭批“四人帮”的作品，便想：要写我们的英雄。在战争时期，英雄看得很清楚。社会主义时期有没有英雄？在“四人帮”横行时，这些青年就是英雄。他们是新的斗争形势下的英雄。韩志雄就是我们新历史时期的英雄，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英雄，他是自觉地站出来反“四人帮”的。 魏巍说：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话剧方面，形势很好。但整个文艺还有不少问题，后果亟待消除。文学艺术处于繁荣的前期，相信繁荣是要到来的，来的早晚取决于我们的努力。推倒“四人帮”制造的冤案，首要的是“文艺黑线专政”论。这是“四人帮”摧毁文艺界的突破口，也是他们的理论支柱，“文艺黑线专政”论把许许多多拥护、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人打成了黑线人物，文化生活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形成饥饿状态，还有精神流毒的影响。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清除这些流毒，一是要从理论上破，一是拿出作品来，用文艺实践来破。陈亚丁成为“四人帮”的发言人，并不是偶然的，他执笔写了《纪要》，1957年他写了《对当前文艺工作的意见》，思想极左，比如说什么集体创作是文艺创作的主要方式。在创作问题上，一定要粉碎他们的精神枷锁。他们搞的主题先行、三突出等，是主观主义，反现实主义，反动浪漫主义，歪曲现实，颠倒敌我。他们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实际上并没有源于生活。对生活了解得更深化刻，飞得才更高。“两结合”，就应当有很好的现实基础。要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英雄人物来，英雄人物不是高踞于党和群众之上的天才。只要写英雄人物一点点缺点，就被指责为暴露文学。看作品要看总的倾向。英雄人物不是孤立地存在，是和各种各样的人物相联系的。不能说在英雄人物之外，又写了中间状态的人物、反面人物，就是写了社会的阴暗面。歌颂暴露的问题是个根本立场问题。我们既要写光荣的革命传统，又要写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的作品，应在当前文坛上占重要地位。因为十一次路线斗争时间长，恶果很大，要经过文学作品的集中，来提高人民群众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