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索沃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世界。陆贵山教授的文章当然是有感而发的。但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胡乔木早在1981年发表的《关于思想战线上的几个问题》文章的有关部分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现在并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要改变它。重新翻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陆贵山的关于“社会理性”的观点，抬高巴尔扎克，贬低列夫·托尔斯泰，提出什么“多一点巴尔扎克的社会理性，少一点托尔斯泰的人文烦恼”，甚至批判什么“人文惰性”、“人文关爱”，也实难苟同。巴尔扎克与列夫·托尔斯泰的问题，相当复杂，要有专文论述。这里仅就社会理性与人文关爱问题结合创作实际谈点不同的看法。 1978年后，中国当代文学又匆匆走了20年。这20年没有白过，因为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它们树立了一个个精神和艺术的高地，使读者能从这一个个精神和艺术高地来了望这纷繁的世界。但毋庸讳言的是，当代文学创作的精神价值取向仍然有一些问题有待深入地讨论。 三种艺术范式及其价值取向 这20年中国的主题是“改革”。“改革”也成为一些直面现实的作家的取材范围。涌现了不少作品。归纳起来有三种范式。 范式A 蒋子龙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 可以说是最早的最具代表性的正面反映改革的作品，其艺术范式可以概括为“改革／反改革”二元对立。“铁腕人物”乔光朴靠着自己的领导才能、专业知识和说一不二的作风，大胆革新，击败了反改革势力的代表人物原厂长冀申，硬是把一个亏损的大企业电机厂恢复了生机。这篇小说一出，其范式被许多作家采用。在我看来，连《沉重的翅膀》，连直到不久前出版的《人间正道》，都不过是这一范式的变异而已。作品中的代表改革势力的人物，不论是胜利的功臣，还是失败的英雄，都怀着高度的社会的责任感，为改革事业奋斗不息。这个范式的价值观是高扬历史理性精神，认为新的创造的现实取代旧的历史的惰性是必然的，社会就是这样在新陈代谢中前进的。在高扬历史理性的同时，“人文关怀”基本上没有进入到他们的视野。一个例子是乔光朴为了避免人家的闲言碎语，为了营造没有后顾之忧的工作环境，竟然在未与他的情人童贞商量与同意下，突然宣布他与童贞已经结婚了，从而损害了童贞的感情。但在乔厂长看来，损害感情算得了什么，最富人文的爱情婚姻也可以被并入到他的改革方案中。单维的历史理性就是一切，“人文关怀”可有可无。 范式B 以发表于1981 年的王润滋的中篇小说《鲁班的子孙》和发表于1994年的张炜的长篇小说《柏慧》为代表。这也是一种二元对立范式。在《鲁班的子孙》中，矛盾在一个家庭内部展开，老木匠黄志亮与其养子黄秀川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思想路线。前者迷恋于恢复大队主办的“吃大锅饭”的木匠铺；后者则热衷于开带有现代气息的私人的小企业。前者的信条是“天底下最金贵的不是钱，是良心”；后者推崇的则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能赚钱就行”。这是传统的良心与现代的金钱的对抗。《柏慧》的故事则是在象征素朴文明的葡萄园与象征现代文明的新的工业之间展开。作品中的主人公“我”从地质学院毕业来到○三所，不能承受人际纷扰，再到一家杂志社，还是不能适应这城市的生活，转移到登州海角（一处穷乡僻壤）的一个葡萄园，终于远离城市的浩浩人流和拙劣的建筑，找到自己的“世外桃源”，并决心“守望”这片绿色的土地。但现代化的脚步还是来到这里，建立现代矿井的隆隆的炮声意味着“我”将失去美丽的赖以生存的家园。这是素朴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对抗。这两部小说虽然不同，但似乎可以归结为同一范式：“改革／人文”。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与“人文”两个维度中，作者情感的天平完全倾向于“人文”一边。在《鲁班的子孙》中，作者的同情与赞美在老木匠黄志亮一边。并非如有的评论家所说的那样作者是从抽象的道德良心出发的。作者通过其令人信服的艺术描写，证明了黄志亮的良心道义是世世代代劳动人民道德理想的凝聚，是他自己全部生活实践的凝结，这在任何时候都是最宝贵的。在《柏慧》中，中心话语是“守望”：“……这越来越像是一场守望，面向一片苍茫。葡萄园是一座孤岛般美丽的凸起，是大陆架上最后一片绿洲。”是的，在人们面对现代工业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其它种种社会弊端的时候，激起人们的守望森林、山川、河流、果园等一切大自然的热情，是完全合理的。这一范式的价值观是人的价值与生存比什么都重要。改革也好，现代文明也好，一旦妨碍了人的善良之心或诗意地栖居，又有什么意义呢？然而这样一来，“人文”的维度也就压倒了“历史”的维度，甚至于只剩下“人文”这单一的维度了。那么请问，历史还要不要前进？历史理性精神还要不要加以提倡？ 范式C 产生于1996年的人们称之为“新现实主义”的小说。 代表小说主要有刘醒龙的《分享艰难》、谈歌的《大厂》、何申的《年关》、关仁山的《大雪无乡》等。这些作品描写改革和社会转型时期国营企业或乡镇企业所陷入的困境。困境的核心之点是：厂长、党委书记、乡镇长面临着纷繁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得靠钱。有钱一切就会迎刃而解，没钱则寸步难行。“弄钱”成为这些小说的核心话语。为了弄钱，《大厂》中的厂长吕建国和书记贺玉梅就必须以牺牲良知与道德为代价，对那些吃喝嫖赌、无恶不作的订户奴颜媚骨、刻意逢迎、陪吃陪喝，甚至为他们提供犯罪的机会和条件（嫖娼宿妓）。当这些订户被公安局抓获后，又不惜走后门、拉关系，甚至用党费请客，把那些不法之徒“请”出来。为了弄钱，《分享艰难》的镇领导孔太平甚至可以原谅强奸他心爱的表妹田毛毛的流氓企业家洪塔山，继续与他同流合污。这范式可以概括为“权力资本与商业资本的勾结，以实现摆脱困境的目的”。问题在于如果作者对这种污浊现象进行批判，揭露其实质，那就好了。可惜的是作者恰恰是同情这些厂长、书记、乡镇领导，把他们看成是改革的力量，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不得已的事情。在“弄钱”为中心话语的结构中，这些作者一方面对转型时期的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采取认同态度，缺少向善向美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把改革理解为不择手段的发展经济，对何谓历史的进步缺乏清醒的认识，从而又丧失了历史理性。如果说，第一种范式抓住了历史理性维度，第二种范式抓住了人文关怀的维度的话，那么第三种范式是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两个维度的双重缺失。正面反映改革现实的作品变异到这样一种范式，不能不说是文学的悲哀。 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张力 当代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当然可以多种多样。但无论怎样多种多样，都必须有益于社会历史的进步和人文精神的丰富。历史理性、人文关怀和文体升华三者之间保持张力和平衡，应该是文学的精神价值的理想。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就文学创作中的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以及两者的关系简略地谈点看法。 历史理性是人们对全面促进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进步力量的肯定评价。当然，经济的进步无疑是历史理性的重要的一环。马克思早就说过，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别的活动。要解决吃、喝、住、穿，当然要发展经济。所以发展经济以及如何发展经济是历史理性题中应有之义。如何发展经济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要由经济学去研究解决。但是面对目前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变革，我们决不可以把“改革”与不择手段地“弄钱”简单地等同起来。我们要知道，经济的发展必须有利于社会的公正、道义的伸张、法制的实行和社会主义的继续，这才是历史理性精神的核心。文学家如果要正面反映当前的改革现实，就不能不深入思考这些问题。因为这种历史理性精神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难道不应该站在人民一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