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人文关怀，就是关怀人，关怀人的生命发展，关怀人的生命发展的一切方方面面。文学是人学。人文关怀不但是文学的主题，而且应当是文学的目的。在这一点上，人们大概不会有太多的分歧。 这里的关键是把人文关怀当做抽象的命题还是把它看做一个实践的问题，是孤立地静止地看待它还是在联系和发展中把握它。童庆炳先生所以把新时期文学归纳为三种并不存在的范式，并且对刘醒龙、谈歌、何申、关仁山等作家的创作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从道德原则和方法论上说，就是因为偏离了辩证唯物论的正确轨道。 先说《乔厂长上任记》。童庆炳先生认为这篇作品抓住了历史理性的维度而丢掉了人文关怀的维度，理由是“乔光朴为了避免人家的闲言碎语，为了营造没有后顾之忧的工作环境，竟然在未与他的情人童贞商量与同意之下，突然宣布他与童贞已经结婚了，从而损害了童贞的感情。”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其一，事先乔光朴已经征得童贞同意，在明天或后天结婚，应当说童贞在心理上已有所准备；其二，在这个会上宣布结婚，是把握时机之举，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必定是流言四起，所以说未与童贞商量情有可原；其三，乔光朴此举，固然有为自己免除工作上后顾之忧的考虑，但是也是甚至更多地是为了保护童贞，因为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关于男女问题的流言，伤害最重的仍然是女性；其四，乔光朴宣布与童贞结婚之后，童贞所以生气，是因为她担心“厂里人会说我们什么闲话”，这与乔光朴的考虑本出一辙。待乔光朴做出解释后，童贞也便释然，那怒气顿时化成了“眼睛的深处”“缓缓燃烧”的“一道火光”。作品写道：“无论是作为工程师的童贞，还是作为女人的童贞，今天都是她生命沸腾的时刻，是她产生力量的时刻。”这个爱情故事，我们只能看做是两个不同性格的人在特定情境下发生的一幕轻松的喜剧，不值得大惊小怪。既然那个被“损害”的童贞心里洋溢着那样的幸福感，我们又何必自作多情地去指责她的恋人呢？退一步说，就算是乔光朴在婚姻问题上因不得已而对童贞有所“损害”，也不能说这篇小说缺少人文关怀，因为乔光朴的实践指向是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不但是人文关怀，而且是更博大、更深沉的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是花前月下、杯水风波之类的小“关怀”所不能比拟的。如果乔光朴是一个只知泡在女人堆里的贾宝玉之辈，他就不可能实现这种“关怀”。我们怎能因小情而害大义呢？“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为了大多数人的自由与幸福而不惜牺牲一己的有限的自由和幸福，这才是最伟大的人文关怀。 至于刘醒龙、谈歌、何申、关仁山等作家作品，则是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他们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健康力量和正确方向，所以我称他们为中国小说改革的先声。即以人文关怀而论，这些作家作品也显示了积极的历史意义。众所周知，进入新时期以来，在文学走向繁荣的同时，一股反文学的倾向也在逐渐滋长和蔓延。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日益脱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亿万人民群众，有的甚至提倡“贵族文学”，公然宣称“文艺本来就不是为了人民大众的”。这种创作潮流，是对人民群众在文学表现和文学服务中的主体地位的双重剥夺。刘醒龙、谈歌、何申、关仁山等作家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把作家的人文关怀重新投向人民群众这个创造社会历史的主体。为中国的百姓说话、为人民群众写作，是他们的共同创作目标；真实地表现人民群众的生存处境和命运沉浮，是他们的共同创作基调；以人民群众的是非、悲欢为是非、悲欢，是他们的共同价值尺度。当然，在他们的作品中，很少“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的缠绵悱恻，罕见以“表现自我”为旨归的扩张和膨胀，也难觅放纵本能情欲的“潇洒”，但是却有着人民群众的艰难境遇、含辛茹苦的负重精神、自我牺牲的高尚情怀和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大厂》中的老工人章荣，将全部生命都献给了工厂，但在病重之际却为了减轻工厂的负担而拒绝花钱治疗。后来，市工会特地为他拨下专款，他又对厂长说：“我知道厂里那点钱，都是工人们一分一分地挣来的，我不能全扔在医院的病床上，市里要是真给点钱，就给咱厂的卫生所进点药吧。我听说卫生所连感冒药都没有了……”这是何等的艰难，何等的爱心，何等的崇高！但是，童庆炳先生却偏偏说这样的作品缺少人文关怀，不知道这到底是“文学的悲哀”还是评论的悲哀！ 二 童庆炳先生不但指责这些作品缺少人文关怀，而且指责它们缺少历史理性，即所谓“两个维度的双重缺失”。理由呢？则是“‘弄钱’成为这些小说的核心话语。为了弄钱，《大厂》中的厂长吕建国和书记贺玉梅就必须以牺牲良知和道德为代价。”这种指责同样不符合作品的实际。 什么是历史理性？简单地说，就是追求目的的主体对于现实条件的清醒认识、客观规律的科学把握，以及由此而制定出来的正确的路线、策略和方法。如果说人文关怀是目的，历史理性就是手段。手段之所以必要，就是因为它与目的的关系不是直线性的关系。为了达到目的，有时需要实践主体迂回前进，甚至要暂时向与目的相反的方向走去，就像黄河入海的道路那样。不懂得目的与手段关系的复杂性的人，只知道一根筋地向前走的人，毕竟达不到目的，也难说他具有历史理性的品格。孔子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列宁也曾非常形象而辛辣地嘲笑过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假定您坐的汽车被武装强盗拦住了。您把钱、身分证、手枪、汽车都给了他们，于是您摆脱了这次幸遇。这显然是一种妥协。‘Dout des’（‘我给’你钱、武器、汽车，‘是为了你给’我机会安全脱险）。但是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发疯的人会说这种妥协‘在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或者说实行这种妥协的人是强盗的同谋者（虽然强盗坐上汽车又可以利用它和武器再去打劫）。我们同德帝国主义强盗的妥协（引者按：指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与德国签订不平等的布列斯特条约）正是这样一种妥协。”（《列宁选集》新版第4卷第1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