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上正在进行关于文艺精神价值取向的讨论，陆贵山先生与童庆炳先生分别就文艺的社会理性与人文关怀及其关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有价值的观点。我想从现代性的角度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之所以要选择这样的角度，是因为在我看来，在今天谈论文艺的精神价值取向问题，最终必然关系到中国社会与文化之进入现代的方式问题，以及中国作家对于现代性的态度问题。 让我们先从西方谈起。卡林内斯库在其《现代性的五个面向》一书中曾经指出：现代性“被知觉为是一个从黑暗中挣脱出来的时代，一个觉醒与启蒙的时代，它展示了光辉灿烂的未来”，“人们因此有意识地参与了未来的创造。”这个意义上的现代性是一种时间与历史意识，具体表现为线性发展的时间观念与目的论的历史观，因而又称“启蒙现代性”或“历史现代性”。然而，在19世纪上半叶，一个不可逆转的分化使得现代生产分裂，并导致两种现代性之间的紧张。一种是作为文明化历史的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它是科学与技术进步以及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变迁（现代化）等的结果，它受到启蒙思想与工业革命的支持。卡林内斯库把它的特点概括为：信奉进步的教条、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关注时代、崇尚理性以及由抽象人道主义界定的自由、具有实用主义倾向、崇尚行动与成功等；另一种是作为审美概念的现代性，即审美现代性或文化现代性。作为审美或文化概念的现代性在其浪漫主义的初始阶段就强烈反对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界定文化现代性的是它对于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彻底反抗”（卡林内斯库），是它的否定的激情。这种激情来自于它对于理性与进步观念的巨大的幻灭感，后者在其发展过程中变成了极度膨胀的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资本主义的官僚机构、粗俗的实用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的虚伪的市侩主义，等等。与现代主义文学相关的各种运动都来自这种审美的现代性，它的姿态是颠覆19世纪历史现代性的两个主要的信条，即线性的时间观与目的论的历史观，它倾向于不把历史或人类生活看成一个连续体，不把历史视作发展的逻辑，它不象现实主义那样按历史时间的连续来结构作品。西方现代派作家（从波德莱尔开始）就坚持这样的一种批判传统。可以说这也构成了西方现代作家与现代文学的基本的文化立场与精神价值取向。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西方的现代性是一个自我质疑、自我矛盾的复杂结构。一方面是现代化过程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变迁，另一方面则是对于这个变迁及其所塑造的社会生活的文化与审美上的批判。这构成了现代性话语的内在张力与内在制衡。这种现代性的矛盾性与自我质疑、自我批判性使得西方社会保持了一种相对多元的文化环境，它对于精神文化生态的平衡乃至政治的运作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与文学话语中，审美现代性一直处于未展开的状态。或者说，现代性在中国呈现出单一发展的势头，历史现代性或启蒙现代性始终是压倒优势的强势话语，从而没有产生现代性的矛盾张力结构。李欧梵先生的《现代性及其不满：五四文化意识的再探讨》一文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文章指出，五四精神充分体现为一种历史意识的新模式，现代意味着“新”，而“新”的价值与理念是在一个直线发展的时间语境与历史意识中被界定的，“时代”是这种新的历史意识的最突出表现，它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已经进入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强调现在是通向未来的进步连续体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在这种新的历史意识的形成方面，严复的翻译——尤其是对于达尔文主义与进化论的译介——起了极大的作用。几乎整个五四思想界都受到严复的影响，进化论成为五四新意识的核心。与此相关的是人们热切呼唤投身新时代的英雄式的自我与人格类型，这个自我类型的核心是：把握世界潮流并积极投身这个潮流、创造美好未来、对于世界美好未来的乐观主义态度。李欧梵认为：新文学与新的历史意识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成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发源地，同时也使得中国的现代文学背离了欧洲现代主义的宗旨——对于社会现代化、历史（启蒙）现代性持批判立场的审美现代性精神。尽管西方审美现代主义的观念、作家、作品也有被介绍到中国的（如“为艺术而艺术”、波德莱尔的作品），但是线性史观及其在文学写作中的体现——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始终占据主流。 可以补充指出的是，启蒙现代性或历史现代性不仅在一般所谓“现代文学”中占据支配地位，而且在所谓“中国当代文学”以及“新时期文学”（约70年代末—80年代中）中，这种情形依然没有根本的改变。从现代性的视野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虽然是不同于西方启蒙现代性的另一种现代性方案，但是在一些基本的思维方式或“话语型”上与西方启蒙现代性或历史现代性共享着一些基本的前提。无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他的后继者，都把社会主义视作一种现代性工程（虽然与资本主义现代性有区别），而且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思想中产生出来的，它无疑也深深地打上了现代性的烙印。在中国解放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在历史与文学叙事中，在小说《创业史》《红旗谱》《金光大道》《艳阳天》等以及“革命样板戏”中，无不笼罩着现代性的“幽灵”。从现代性反思角度看，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主流根本上都从属于相同的“认识话语型”（即“现代性”），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没有本质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当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现当代人文科学的精神价值取向至少是比较单维的，缺少西方现代文学与现代人文科学的那种复杂性、矛盾性与自我批判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