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民生及以此生发的教育民生论，学者们分别从民本主义教育观和平民主义教育思想源头①，或从东西方民生哲学中的国家需要与责任②，来探讨其发生机制。然而，民生作为一种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概念范畴及人对美好生活的思想镜像，事实上反映人类普遍面对的课题。马克思指出：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1]。教育民生论的逻辑起点是教育与人生活的关系，以此形成对教育是否纳入民生，在什么意义、范围和程度上成为民生，以及有关教育民生的属性、内涵、价值目标的系统认识。对于教育民生论的形成和发展，要“从其内在发生机理入手，回到历史的客观现实，实事求是地按事物发展的逻辑理路研究，这就是内在历史发生学”[2]。从历史发生学的认识视角，考察教育民生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内在逻辑，不仅凸显教育民生论的世界意义和中国贡献，也为当代教育民生建设提供理论借鉴和发展导向。 一、教育离开生活：教化取向的教育民生论 教育与人生活的关系，历经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变迁。在原始社会，教育与生活是一种原始的综合，然而在此阶段，人们对教育与生活的关系尚未形成自觉认识，“教育并不是也不会有人说它是生存的必要条件，一切都以朦胧的状态进行”[3]。 教育作为人生活的重要部分和重要支撑，进入阶级社会便落入政治的窠臼。社会分工带来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分化，私有制、家庭、阶级和国家的产生，社会生活也分化成政治、军事、宗教、文化、教育、劳动、闲暇等不同领域，不同社会成员进入不同的生活领域，其间相互隔离甚至对立。按照杜威的说法：“一个阶级是自由的，而另一个阶级的社会地位是奴役于人的。这后一个阶级不仅要为维持自己的生计而劳动，而且要为上等阶级提供生活资料，使他们不必亲自从事职业。这种工作几乎要花掉他们全部时间而且在性质上无须使用智力，或不能获得智力。”[4]在此之下，教育从原始综合的生活中脱离开来，形成专门化、制度化的学校教育，只是关涉贵族集团和精英的生活，无论从教育机会还是教育内容，都与民众的生活割裂开来。杜威认为这种“正规的教育”存在明显的危险，即与社会经验脱节，忽视了教育的社会必要性，不顾教育与影响有意识的生活的一切人类群体的一致性，培养的是自私自利的专家，永久的社会利益被忽视了。[5]不过，一些具有民生情怀的执政者和思想家基于这种脱离和割裂带来的“危险”，认识到“教民”对于政权巩固、国家建设的重要作用，进而形成教化取向的教育民生论。 中国古代一些执政者和思想家，从尧、舜、禹“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的政治主张得到启示，开始从“敬天”转向“保民”，注重“正德”、“厚生”、“利用”，以巩固其执政基础。由此，以教民作为重要执政手段的教育民生论开始萌芽。管子提出：“国犹是国也，民犹是民也，桀纣以亡乱，汤武以治昌。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兴善业如化，汤武之功是也。”(《管子·宙合》)他主张树人，认为如果教化得当，则能使人民形成好的品质，听从政令，减少犯罪，形成稳定的生产、生活秩序，实现民治久安。孔子将教育作为实现其社会理想的重要手段，提出“庶之”、“富之”、“教之”的治国之道。他主张“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倡导“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正是为社会下层通过教育培养仁德而成为君子，从而进入统治集团提供通道。他重视教育对于君子正德、道义的作用。同时，他也提倡“小人学道”，通过教化使民“易使”，提高庶民的议政能力，允许“小人”追求功利和物质民生，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因此，孔子的教育民生思想具有二重性，将大人与小人、精神民生与物质民生分割开来。但他毕竟打破了族类、贵贱、贫富等界限，将教育扩大至平民，以促进社会教化和民生改善。孔子之后，孟子也明确提出“教民”。“仁言不如仁声之人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但总体而言，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这种教民取向的教育民生论并没有得到持续的传承和发展。 在西方，柏拉图注重护卫者、高级官吏和哲学王的培养，大多数“低级公民”只需有“服从”的美德。虽然柏拉图也注重教育与生活的关系，但他的教育制度设计将社会成员区隔在不同阶层，“低级公民”难以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生活和阶级地位，因而，教育并不关涉民生。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自然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要求民众“认命”式地“各安其位”，因为“没有人是天生的鞋匠”。[6]与他的老师不同，亚氏更为重视“低级公民”的教育，相信“化民成俗”的力量。[7]他认为理想国家“应考虑到大多数人所能享有的那种生活，以及国家一般地所能够达到的那种政府形式”[8]。他说，人天生是政治动物，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家庭和城邦中。政治社会由统治者和人民共同构成，“他们的教育不能不相同”[9]。他将教育分为“有用”的旨在培养谋生技能的教育和“体面”的旨在培养自由的理智能力教育，为此，应当教授儿童将来有用的知识，而不致使他们鄙俗化。[10]他主张教育是一种与共同利益有关的公共的事业，“既然全邦只有一个目的，显然所有的人就应当受到同一的教育”，“并且使教育成为国家的事业”。[11]然而在漫长的中世纪，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被埋没和歪曲，基督教神学对人的生活进行严厉束缚，教育远离民众的现实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