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商品市场结构与市场机制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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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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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1997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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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期(截止于鸦片战争),地处长江三角洲平原、杭嘉湖平原,为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六府所辖的江南地区,在商品经济突兀发展的过程中,初步形成以市场为枢纽存在一定内在联系和共同点、粗具近代意义的“经济区”。相对于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这里的商品(或产品)市场、劳动力(或劳动)市场、资本(或金融)市场发育得很不成熟,很不充分,然而的确出现一些异于前代的变动。以显而易见的商品市场为视角,可以更为直接地窥测商品交换与商品生产的程度和性质,从而给明清江南商品市场经济以历史定位。

      一、明清江南地区商品市场繁荣的前提和条件

      (一)发达多样的商品性农业生产是明清江南市场繁荣的经济前提

      市场交换的发达基于商品生产的驱动。像中国这样的疆域辽阔、自然与经济条件极其多样且高度不平衡的大一统的大陆国家,不可能如西欧、南欧的工商民族那样从事远洋贸易来启动国民经济,而只能依靠本土经济的增长和各地区之间的对流与互动求得经济的不断进步。在生产结构为相对单一性农业型的古代中国,农产品的生产和交换是商品经济的基本内容。明清江南地区,正是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农业经营的商品化、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促使了地区市场体系的形成;也正是在农业发达的基础上,手工业无论从生产上还是从组织上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二)纵横交错的水陆运输网络是明清江南商品市场繁荣的设施前提

      明清江南市场的发达与交通运输条件和设施的大为改善密切相关。当时的文献中,屡屡有描绘江南水陆货运的繁忙景象。这不仅折射出区域内商业的兴旺,而且标示出长距离贩运贸易的昌盛。可以说,区域内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水陆运输网,及其与各地以至海外便利通道,为商品冲破地域屏障,冲决自然经济藩篱,沟通经济的内在联系创造了条件。

      二、明清江南地区的多级市场结构及商业形态

      一个完备的区域市场体系,必然包括存在群体互动效应的多级市场结构,自北宋坊市制度瓦解后,中国城市商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加之明清时期农村商业的蓬勃发展,江南地区初步形成了较为严格的多层次的市场等级结构。

      (一)地方小市场结构:村市贸易与市镇市场

      地方小市场通常称为初级市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指维系相对自给自足的经济活动的较小区域单位。广泛的墟集贸易是中国古代农村普遍的交易形式,北方以赶集式的定期集市为主,南方则盛行不定期的“趁墟”。江南水乡,村落散处,但便利的水上交通将它们紧密地连在一起。两宋以来,江南农村生活的商品化程度愈来愈高,由此产生出经营固定店铺的村市,可依旧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因为其交换基本还是小生产者之间调剂品种、盈缺的手段,以换取使用价值为目的,具有巩固地方自我生产、消化的封闭系统的功能。不过,江南的村市中却孕育着一种结构性的变化,明中叶即已明朗化。

      商品经济的扩张冲击了地方小市场的限制,可分散的村市缺乏资金收购地方产品,担当不了地方商业中心的职能,于是发生两种转化:一是村市的商业经营内容降为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如盐、油、柴等,由固定的零售店铺专司其职,与肩挑负贩、走村串乡的货郎作用近似;另一种转化是村市发展为市镇,四乡居民纷纷到市镇上交易,并且迁入成为专业工商业者。与此相应,人口聚落也有两个转化:即乡村越来越小,人口相对分散,空间分布密集;处于四乡中心的市镇则迅速膨胀。明清时期卓然崛起、星罗棋布的市镇构成了江南地区的初级市场网落,展示了一种新型的城乡经济关系。

      市镇的勃兴和原有行政市镇机能的转变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和内在要求。这种“城市化”的模式使其与基于政治、军事需要而产生的传统城市迥然不同。中国传统城市作为政治统治的中心,其经济意义相当微弱,而内部庞大的非生产性人口使其消费远盛于生产,故而城市商业畸型发达,便得市场繁荣带有欺骗性。而明清江南市镇市场却以四乡与本身的生产为依托,交换关系和功能趋于合理。一个较大市镇为中心的地方市场,可以统辖若干个小市镇,经济作用与行政建制多有出入。

      市镇标志着原有地方小市场的扩张。它首先是四乡农副产品的集散中心,作为市场起着支配、调节农村经济生活的杠杆作用。苏州常熟璜泾镇,“货物所辏,若土地所产与夫地方水陆之物,靡不悉具,凡近市三十余区之民有而求售者焉,无而求市焉者。”[①]湖州归安菱湖镇,“居民担负,咸荟萃于此”,又有“绵绸交易之所”,以征集四方居民织品。[②]明清江南文献有乡民上市镇市场交易的大量记载,乡民们不仅在市镇上调节有无、盈缺,而且根据市场行情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向更有利可图的商品性生产过渡。

      市镇在集散农副产品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商业、市场体系。以来自埠外为主的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相当活跃,牙行、字号(布号)、钱庄、银号、当铺、票号以及后来的会馆、工商公所等商业、金融信用等组织和机构,把地方经济纳进整个江南市场以至全国市场,并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江南最大的商品性产业——丝、棉的生产。由此使得市镇初级市场与商品经济互为鼓动,大致呈同步发展之势。

      集散产品的商业需要,促生了市镇农副产品的加工业。一般市镇的手工业以专业家庭或以家庭为基础的中、小作坊居多,主要从事工艺水平要求较高的棉布踹、染业与档次较高的丝织业。工艺难度更大的产品加工业则集中于苏杭以及一些著名的城市和市镇,如松江、嘉定、盛泽、乌青等,这也是某些产品由市镇市场输往更高一级市场的原因之一。市镇上手工作坊把劳动力与资本集结在一起,这就有可能促成生产关系的若干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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