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饥荒中粮食的供给、分配与消费

      [中图分类号]F325 [文章编号]1002-3054(2015)09-0029-1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50903

      1959-1961年中国“大跃进”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灾难之一，几十年后受灾居民的身体健康和储蓄能力仍受影响。虽然有人认为饥荒已经逐渐远去，但上世纪末朝鲜及近几年马拉维和尼日尔的经验表明这还有一定距离。在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气候条件变化以及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即便当今中国粮食安全也依然面临严峻问题，再次回顾“大跃进”饥荒，进一步从制度上理解其成因仍然很有必要。

      关于饥荒成因，目前权威的解释主要有3类：粮食总供给下降(FAD因素)、农民实际粮食占有量下降(Entitlement因素)、公共食堂降低粮食分配和消费效率。粮食总供给下降的解释主要有退社权丧失降低生产激励和农业资源转移导致农业生产崩溃。农民实际粮食占有量下降缘于城市偏向政策和工业化加速引起的高征购，以及农村集体高积累。公共食堂制度降低效率是因为前期浪费粮食以及后期政治权利不平等降低公社内部粮食横向分配效率。无论如何，粮食的供给、分配和消费总是探讨饥荒成因的核心。

      但以往研究大多太过依赖于数据，而未能立足于整个时期的制度变迁。在高度集权、令行禁止和严格计划的时代背景下，从中央文件提炼出的制度框架显然更能客观描述当时经济社会状况。“大跃进”期间，粮食在整个经济体中的生态循环逻辑为：生产与总量供给—政府与农民间的权衡(征购与返销)—农民内部分配和消费。以这个链条为经，以时间为纬，能够使我们跳出传统分析框架，更加客观地厘清问题。本文基于这个思路，立足中央历史文件资料并结合部分实证研究，对以往文献存在争议的主要地方进行了梳理。

      接下来本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当时粮食流通制度和供需形势，讨论FAD因素和Entitlement因素的分阶段适用性。第三部分剖析超额征购的形成机制，讨论工业化加速和农业“浮夸风”的影响。第四部分从公共食堂、集体积累以及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三个方面讨论农民集团内部粮食的分配与消费。最后则是结论部分。

      二、粮食流通制度与供需形势

      不论是18世纪爱尔兰马铃薯危机和清朝光绪年间“丁戊奇荒”，还是19世纪乌克兰及孟加拉国饥荒，抑或2000年后马拉维和尼日尔饥荒，食物供给和流通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大跃进”饥荒也不例外。正确认识当时的粮食流通制度和整体供需形势是理解这场饥荒的基础。

      1.“大跃进”期间粮食流通制度

      在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背景下，中国政府通过户籍及人口流动管制、农村人民公社和统购统销三大制度管理农产品生产和分配过程。户籍及人口流动管理制度划分市镇工矿人口与农村居民，并严格控制两个集团间人口流动。统购统销制度在产粮区按既定指标征购，在其他领域(军队、城镇居民、缺粮区和灾区农民消费，以粮食为原料的轻工业，国家储备及出口等)销售或配置。人民公社则在保证征购销及生产计划的前提下，决定农民内部余粮的分配和消费。分配粮食时，公社首先满足国家税收和收购计划，其次为保障集体福利和扩大再生产而扣存的集体提留，最后余粮用于公共食堂或分发给农户让其自行处理。如果除此以外还有余粮，则可通过粮食交易市场卖给国家(或其指定收购商)。经济作物区和受灾地区通过国家返销获得粮食以维持生产和消费。整个粮食流通过程如图1所示。

      

      图1 “大跃进”时期粮食流通制度水平示意图

      但中国的计划经济并非纯粹因素，讨论饥荒时还应考虑农村集市贸易的影响。1957年取消了农村集市贸易，农民只能卖粮给国家(或指定收购商)，在返销计划下购买。但为缓解“大跃进”前期困局，1959年3月各地开始组织农村集贸市场。①(P41-42)9月《关于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指示》正式允许在完成交售任务后，粮食可以加入农村集市贸易。之后由于“反右倾”运动又被取缔，1961年底再次全面恢复。不容忽视的是，粮食退出农村集市贸易与饥荒的发生具有时间一致性。这是否显示着农村粮食自由市场的积极调节作用，或者它仅是政府缓解危局的一系列政策之一而已，还有待深入研究。

      2.饥荒时期粮食供需形势

      自新中国成立到“大跃进”前夕，中国在粮食供给方面就一直处于捉襟见肘的状态。1953-1965年人均粮食(原粮)年产量仅为536.5斤，仅约1993年的70%。仅1952-1958年就出现3次全国性的粮食危机。其中1952年末到1953年春的危机直接催生了统购统销制度(薄一波，1991)，1954年下半年到1955年上半年的事件则促成了更加明确的“三定”政策(赵发生，1988)。尽管如此，1958年之前中国并未出现过大面积饥荒，这说明从总量上来讲粮食是够吃的。

      1958年产量达历史最高水平且人均产出和供给均高于1957年(见表1)，而最初的饥荒却发生在1958年冬和1959年春部分地区。由于净征购增加减少了农村人均粮食占有量，从国家层面，饥荒的触发只能归咎于粮食的按计划分配过程。这是以往文献将Entitlement因素用于解释饥荒触发的主要来源。Riskin(1998)也支持这种观点。Meng et al.(2010)发现1958年人均粮食产量3倍于生存必需水平。单就饥荒的触发过程，FAD因素显然缺乏解释力。更为甚者，Lin and Yang(2000)统计检验中，1959年FAD因素依然不显著。但从地区层面，仍然存在着国家粮食总量充分与局部粮食供给不足的短期冲突(Yang，2008)。在计划经济体制内部，高昂的省际调配成本不可避免，且价格机制的丧失阻塞了信息传递，造成部分地区即使缺粮也得不到即时补给。于是，直接用FAD因素解释饥荒触发的合理性取决于省际调配成本和信息失灵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