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7-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162（2003）06-0111-04 一、重视基础设施的开发思路 从前代西北经济开发的历史经验中，元、明、清政府认识到交通、水利、劳动力等因素在经济开发中的重要性，因而自始就很重视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筹备。 （一）交通 元朝地域辽阔，交通设施是它政治统治和经济开发的亟需。为此，元政府继承历代驿递制度，在全国设置了数以千计的驿站和急递铺。陕西等处行中书省、甘肃等处行中书省及西域的陆、水、马站接连不断。从内地到边疆的主要交通线上，每一二十里到百里就设一个急递铺，铺有士卒5人，专门传递文书政令。特别是元代新开的由西域入嘉峪关经凉州、宁夏河套、大同，进居庸关到大都（今北京市）的道路，大大加强了元政府与西北包括西域各地的联系。到明朝，陕西布政使司辖区建立的驿站有48个，递运所19个。（注：《陕西通志》（四库本）卷36。）甘肃驿站、递运所共二百数十个。每驿（所）照例都有额定的驿马、驿（所）夫，驿（所）牛及粮草、银两等。（注：《甘肃通志》（四库本）卷16。）清朝前期，由于平叛和经济开发的需要，政府同样十分重视西北的道路和驿站建设。陆路交通四通八达，各府、州、县都有“官马大道”相连接。此外，还有许多水路，如白水江由碧口至涪江，直达重庆，为陇蜀交通的一大干线。黄河中卫至包头段水流平缓，可行木舟，载重二三万斤的船只十数日可达。西域与内地及蒙古的联系主要有两道。经科布多，到乌里雅苏台者为北道；入嘉峪关至甘、陕诸省者为东道。新疆境内交通，以古城为枢纽，通向天山南北各地。清代驿站和急递铺的设置也很连贯。陕西有驿站130处，铺递563处。（注：民国《续陕西通志稿》卷53《交通一》。）甘肃（含青海、宁夏）有驿站140多处，递运所100多处（注：宣统《甘肃新通志》卷19《建置志·驿递》。），新疆驿、递合计也有270多处。（注：民国《新疆志稿》卷3《驿站》。）整个西北形成了比前代更加完备的交通网，从而政令畅达，管理便捷，为经济开发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二）水利 十年九旱的西北，水利对农业的作用是第一位的，故元朝政府明确提出：“农桑之术，以备旱暵为先”，规定：“凡河渠之利，委本处正官一员，以时浚治。或民力不足者，提举河渠官相其轻重，官为导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车，贫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给之。俟秋成之后，验使水之家，俾均输其直。田无水者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听种区田……仍以区田之法，散诸农民。”（注：《元史》卷93《食货一·农桑》。）这些法令是针对全国的，西北当然必须照办。至元十八年（1281）二月，发肃州等处军民凿渠溉田。（注：《元史》卷11《世祖纪八》。）还派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主持疏导宁夏的渠道。直到元末的至正二十年（1360），陕西行省左丞相帖里帖木儿仍遣都事杨钦修治泾渠，溉农田四万五千余顷。（注：《元史》卷66《河渠三·泾渠》。）明人也深知“水利者，农之本也，无水则无田。”（注：徐光启《农政全书·凡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故早在洪武时（1368—1398），明政府就遣“国子生”、“人才”分诣天下郡县，督促吏民乘农隙修治水利。（注：《太祖洪武实录》卷243。）景泰三年（1452）闰九月，将地方官督修水利的成绩列入考功簿，作为“黜陟”官员的依据之一。（注：《英宗实录》卷221《景泰附录39》。）宣宗宣德六年（1431）十二月，“遣御史巡视宁夏、甘州屯田水利。”（注：《明史》卷9《宣宗本纪》。）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诏屯田佥事兼管河西十五卫水利。（注：《明史》卷88《河渠志六》。）世宗嘉靖中（1522—1566），令陕西及延绥、甘肃、宁夏各巡抚都御史，严督所属府、州、县、卫、所等官，相视各地水利，“岁积月累”，“因时制宜”地加以修治。（注：王圻《续文献通考》卷5。）这些政策诏令和措施，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北水利事业的发展。清朝前期，西北的水利成就更加突出。以甘肃为例，据乾隆《甘肃通志·水利》记载，当时庆阳、平凉、巩昌、临洮、凉州、甘州六府，泾、秦、阶、肃、安西五直隶州的水利设施，按习惯计算法可灌地8000余顷又430多亩。宁夏是清代西北水利成就最大的地方之一。清人认为：“河渠为宁夏命脉，其事最要……一方利赖，万姓生资，实藉于此”。（注：乾隆《宁夏府志》卷8。）该府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新开了长72里、陡口129个的大清渠。雍正四年（1726）又开了长262里、陡口136个的惠农渠和长136里、陡口113个的昌润渠。据《大清一统志》记载，当时宁夏境内共有引黄灌渠23条，灌地2.1万顷（注：乾隆《宁夏府志》记载，共有渠26条，长2161里，灌地19866.5顷。），相当于明代的1.4倍，也是汉唐以来当地引黄灌溉的最好纪录。又据乾隆《西宁府新志·水利》记载：西宁、碾伯二县，大通卫，贵德所共有水渠392条，总长3463.5里，灌地4865顷余。这些水利设施大都是清前期修建的。陕西、西域等地的水利灌溉也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三）劳动力 针对西北地广民稀，劳力不足的问题，元、明、清政府运用统一政权的优越性和行政力量，从全国调人参与西北的经济开发。至元八年（1271）正月，元朝发随（今湖北省随县）、鄂（今湖北省武汉市）二州南宋降民1107户到中兴（今宁夏银川一带）参加民屯。至元十一年（1274）元政府将奴婢放良为普通百姓的904户设官编组，安置到宁夏屯田。至元十六年（1279），调甘州新附军（南宋降军）200人到亦集乃（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屯田。（注：《元史》卷100《兵志·屯田》。）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将南宋降军1382户从江南发往宁夏等处屯田。（注：《元史》卷100《兵志·屯田》。）至元三十年（1293）七月，从叶尼塞河上游调乞儿吉思人700户到合思合（今喀什噶尔）屯田。（注：《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明朝首先重视西北各区域间的劳动力调配。洪武十年（1377）五月，朱元璋命邓愈发凉州等卫军士到碾伯、河州等处屯田。（注：《太祖洪武实录》卷112，卷207。）洪武二十四年（1391）二月，遣西安右卫及华阴诸卫官军8000余人到甘肃屯田。（注：《太祖洪武实录》卷112，卷207。）其次是组织随军家属“寄籍屯种”。随军家属当时叫“余丁”，几乎每个正兵都带一些，成化时（1465—1487），甘州五卫军户，户有“余丁”多至一二十人，他们被组编起来，分给土地，委官管领，参与开发，并按需要随时从中补充兵员。此外，明政府还多次从内地招募民户、发配“罪犯”来西北屯田。清朝组织无业贫民参与西北开发的规模也很大。雍正四年（1726）清政府招徕“无业穷民”240户到敦煌垦种。乾隆时期（1736—1795）特别是平定准噶尔叛乱后，清政府连年组织甘肃等地贫民，携眷西迁天山北路安插生产，沿途所需口粮、衣帐、铁锅等，由官府折成银两事先发放。到达迁徙地后，又帮助修盖房屋，分给耕地，借与耕畜、农具、籽种、口粮等，待耕垦成熟后陆续还官。乾隆二十九至三十五年（1764—1770），清政府为筹办招往乌鲁木齐、木垒等处垦田户民的盘费，动用帑银281700两。（注：《地丁题本》甘肃2，第155页。）截止乾隆四十六年（1781），天山北路“陆续安插户民一万九千七百余户”。（注：《朱批屯垦》乾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明亮奏。）还有为数不小的“遣犯”。河湟地区、嘉峪关外及陕、甘其他地区也安置了大量的徙民，解决了西北经济开发劳力不足的问题，也使丧失土地的农民找到一条生活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