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03）06-0100-06 我国封建市场发育的程度，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直至明清时期，中国“自然经济还基本完整，地方小市场的格局基本上没有突破”。（注：方行《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与资本主义萌芽》，《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明代后期“由于民生用品代替奢侈品，成为长距离贸易的主要内容，我国国内市场也从这时起，有了真正的扩大”。（注：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笔者同意后者的观点。我以为，由于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发展，几个大的经贸区的形成，把全国各层次的市场联成一个统一的网络，全国性大市场终于形成。本文就此作初步探讨。 一、16到18世纪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新格局及其发展的经济环境 远距离贸易在中国古已有之。但是，16至18世纪的远距离贸易，与此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从秦汉至魏晋南北朝，远距离贸易的商品，以奢侈品为主。唐宋以来，变成了以盐为主、粮食次之。而16至18世纪，远距离贸易商品更进而变成以粮食为主、棉布次之的格局，此外还有丝织品和瓷器。棉布、丝织品、瓷器成为远距离贸易中的大宗商品，对促进产地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以及专业市镇的兴起，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应当指出，16世纪以前，虽然也存在着粮食的远距离贩运，但是，第一，数量远不如16至18世纪那样多。据吴承明估计，明代每年投入流通的商品粮约为500万石，清代每年约为3600万石。（注：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郭松义则认为，清代中前期全国中远途粮食的商品流通量约为4650-5750万石。（注：郭松义《清代粮食市场和商品数量的估测》，《中国史研究》1994第4期。）第二，16世纪以前，作为商品的粮食，以流向歉收地区为主，流向人多地少的地区为辅。向歉收区的流动是不稳定的流动，从而导致商路变化无常。而16至18世纪，商品粮流向却相对稳定，是从以农耕为主的长江上中游四川、湖广以及广西，流向手工艺生产、经济作物和水果种植业发达的江南及广东等地。时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谚。这种流向已不是在自然经济旧格局下的丰歉互补，而是在地域经济明显分工状态下的经济互补，体现出市场的调节功能。 更引人注目的是，大宗商品远距离贩运格局的最大变化，是生产资料成为长途贩运的重要商品，如蓝靛、木材、大豆、棉花、丝、铁、烟叶、桐油、皮张等，这对于促进买卖双方地区经济的发展，都有刺激作用。 16至18世纪，我国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格局的新变化，与当时经济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 首先，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呈现出来。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我们后面将对此细加论述。 其次，16至18世纪中国交通状况，特别是水运条件有了明显改善。朱明王朝建立伊始，朱元璋就“命天下府州县修治桥梁道路”（注：《洪武实录》卷162。），从而使京师到各行省都有陆路交通干道。水运费用较陆运更省。丘浚《大学衍义补》说：“河漕视陆之费，省计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计七八。”因此，当时商人远距离贩运大宗商品，更多的是利用水运。明清时期国内水运，主要是利用长江、钱塘江、珠江、湘江等水系。明永乐年间浚通了运河自临清至济宁北段的会通河，嘉靖年间又修复了通惠河，从此运河从杭州至北京全线贯通，成为商人南北贩运商品首选运道。有明一代，珠江三角洲共筑堤181条，长220399.75丈（注：参见《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第2册。引自叶显思主编《广东航运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6年版第84页。），大大提高了珠江的通航能力。长江是为“黄金水道”。但四川奉节至湖北宜昌的三峡最险，影响其通航能力。明万历年间，在宋元以来整治河滩的基础上，又整治了西陵峡内崆岭滩。天启年间，整治了西陵峡的新滩。明代还继续整治秭归境内的叱滩。（注：张仲礼、熊目之，沈祖炜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28页。）长江航运条件大大改善。据学者统计，降至清前期，我国内河商路航程已达5万公里，沿海航线约1万公里。（注：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再次，交换手段日趋稳定与发展。洪武年间曾强制使用不能兑换金、银贵金属货币的纸币——大明通行宝钞。由于滥发，宝钞急剧贬值，至明中叶已被排斥出流通领域。在发行大明宝钞之初，明朝禁用金、银。对于铜钱，明王朝的政策是混乱不堪的。一方面，明王朝前期，各个皇帝几乎都以自己年号铸币。另一方面，为强制推行宝钞，又屡颁禁用制钱令。降至正统年间，“金花银”制度颁行，银、钱使用才合法化。“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注：《明史》卷81《食货志》5。），但是，明中后期，铜钱在流通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第一，私铸严重。正德时，有人指出，“时私铸之弊岁久难变，至有以四折，恶烂不堪者”（注：《正德实录》卷83。）。第二，由于铸币种类繁多，币值不一，特别明末铸币更是质劣价低，给交换带来不便。正是由于这些弊端，民间不肯使用铜钱，只用白银。所以，万历时给事郝敬说：“自大江南北，强半用银。”（注：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47“宝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