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335(2015)04-0062-07 《豳风·七月》以时令为序叙述了农人一年间的耕织劳作情况。《诗序》言此诗乃周公遭变，故陈王业之艰难，朱熹《诗集传》亦言周公因成王未知稼穑之艰难，故陈后稷、后刘化之所由，使瞽聣朝夕讽诵以教之。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历代统治者视农业为王业之始，无不重视农事，因《豳风·七月》的这种解读早已深入人心，统治者借以传达重农、劝农、恤农的意志，此诗也因此成为建设王业的典型教材。 古代绘画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政教风化，《七月》因其政教意义，成为历代宫廷画家热衷的题材，绘制了多幅《豳风七月图》或《豳风图》，挂于宫室，日夕相对，以之为鉴戒。由宋入元后，在元代重农的背景之下，元代画家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创作了多幅《豳风图》。据文献记载，绘写过《豳风图》的画家就有赵孟頫、塔失不花、陈琳、盛懋、王振鹏、陈子奂等人，但存世至今的只有王振鹏和林子奂的作品，其余均已佚亡。 一、元代重农政策的宣教 蒙古族征战中原时，杀人毁屋，以致“里社为空”。人口的严重减耗，导致中原土地大量荒芜。蒙古族本是游牧民族，“其俗不待蚕而衣，不待耕而食”，不熟悉农业，亦不感兴趣，中使别迭等人甚至提出：“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1](P832)而且蒙古人把这种游牧的生产方式带进中原，把耕地变为牧场，还纵牛马啃食百姓田内的禾稼桑枣，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认识到“帝中国当行中国之法”，全面推行汉法，不但学汉代统治者祭神农后稷，行“籍田”之仪，并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2](P2354)忽必烈抛弃了以前那种变农田为牧场的做法，雷厉风行地制订了一系列“重农”、“劝农”政策，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首先是建立一套完整的由中央到地方的农业管理系统，充分体现了元代统治者以农业立国的指导思想。其次是退牧还耕，限制抑良为奴。再次是兴修水利，军民屯田。元朝采取的这些重农政策，使全国经济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家给人足”，“民庶晏然，年谷丰衍，朝野中外，号称治平。”[3](P559) 元朝廷还通过多种途径来宣传重农、劝农政策，使百姓广为了解接受，亦令帝王接受重农思想的教育。首先是编撰农书，至元十年(1273)，司农司奉敕编纂《农桑辑要》并颁布天下，此书也成为司农司派员到各地巡察，督促农桑，推广农业技术的主要依据。除官撰农书外，还有私撰的农书，如王祯《农书》、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苗好谦《栽桑图说》等等。在每年春耕开始时，地方官员下乡劝农，往往也会发布劝农诗文告以劝课农桑，元人马臻《田父词》有记：“龙钟田父住深村，桑柘冈头石路分。犹领儿孙到城市，向人听读劝农文。”[4](P276)像王恽、陆文圭、黄溍、唐元、郭应木、叶岘、王毅、朱子范等人，均有劝农诗文传世。 除农书、劝农诗文之外，还有耕织图。耕织图，实际上是一种以图阐文的劝农文，把农业生产中的关键环节用图像的形式，并配以诗文歌谣，生动地描述出来。早在五代时就已出现耕织图，后周世宗留心稼穑，命画工刻木为耕夫、织妇、蚕女之状，置于禁中，召近臣观之。宋仁宗宝元年间，也令画工将农家耕织情况绘于延春阁壁上。南宋初年，於潜县令楼璹绘制《耕织图》，深为高宗赏识，并宣示后宫，一时朝野传诵。在元代，耕织图亦是一个重要宣教途径，程棨曾临摹楼璹《耕织图》，还被清朝皇室石刻，置于圆明园内。此外，杨叔谦也画过《农桑图》，赵孟頫据图作耕织诗。据赵孟頫《农桑图序》：“此图实臣源建意，令臣叔谦因大都风俗，随十有二月，分农桑为廿有四图，因其图像作廿有四诗，正《豳风》因时纪事之义。又俾翰林承旨臣阿怜怗木儿用畏吾儿文字译于左方，以便御览。”[5](P201)可知此图由大司徒源建议，杨叔谦据大都(今北京)风俗，依《豳风·七月》之十二月纪事，分别绘农耕、蚕织十二图，共廿四图，又由赵孟頫奉懿旨据图作诗廿四首，按十二月分咏农、桑之事，并由阿怜怗木儿用畏吾儿文翻译于左方。延祐五年(1318)四月廿七日，《农桑图》由集贤大学士臣邦宁、大司徒臣源进呈，获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嘉赏，人赐文绮一段、绢一段，又再命赵孟頫撰序叙其端。元帝嘉赏《农桑图》的创作者，正因为此图可表现出元朝廷的以农为本的思想，此乃自古帝王为治之道也。 元代虽然是一个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时代，但在当时，蒙古族本来是没有自己的文字的，只是自元太祖忽必烈以来，借用畏吾字以通文檄，元代诸帝多不习汉文，即使大臣中习汉文的也很少，所以杨叔谦绘《农桑图》进献，赵孟頫奉懿旨撰诗，还需阿怜怗木儿用畏吾儿文翻译于农桑图左方，赵孟頫的《耕织图诗》则另卷装裱。图画形象直观，不但能代替抽象的说教，还能消除文字的隔阂，有利于士大夫向帝王表达其政治意愿及思想。在元代重农、劝农的历史背景下，《豳风·七月》因其“陈稼穑之艰难，叙农桑之节序”的诗义，也就成为元代画家所热衷的题材。 二、赵孟頫《豳风图》 赵孟頫文学艺术造诣极高，是当时书坛画坛的领袖，陶宗仪称其“公之翰墨，为国朝第一”。赵孟頫在元仁宗为太子时即常伴其左右，太子登基后又升为正奉大夫，到延祐三年，官拜从一品的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赵孟頫在仁宗朝时供职于翰林兼国史院和集贤院，作为御用文人之外，有时也会奉旨参与宫廷的书画艺术活动，如《秘书监志》卷六记：延祐三年(1316)三月二十一日，“奉圣旨，秘书监里有的书画，无签贴的教赵子昂都写了者么道。”[6](P104)赵孟頫《农桑图序》也记其受皇命绘《豳风七月图》一事：“钦惟皇上以至仁之资，躬无为之治，异宝珠玉锦绣之物，不至于前，维以贤士丰年为上瑞，尝命作《七月图》以赐东宫，又屡降旨，设劝农之官居。其于王业之艰难，盖以深知所本矣，何待远引《诗》、《书》以裨圣明！”[5](P201)《豳风·七月》及其诗意图，其意旨在前面已介绍清楚，而元仁宗授命赵孟頫作图以赐东宫，是为教育其继承人英宗，即延祐三年十二月被立为皇太子的硕德八剌，令其早知王业之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