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0)05-0065-06 司马迁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如果把为着“用贫求富”而经常出现的农民之弃本趋末，从农业向工商业转移，理解为劳动力要素流动的一个方向，那么，司马迁的另一句名言“以末致财，用本守之”〔1〕（《史记·货殖列传》）则揭示出，资本要素的流动方向恰好是相反的，即大量的资本从工商业流向土地。于是，中国封建经济史上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每当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商业资本势力增强之时，土地买卖也必然随之繁荣。资本要素向手工业生产领域渗透者只是初步的局部的涓涓细流，远远不如涌往土地、高利贷以及滞留在商业流通领域者那样波涛汹涌，还有不少甚至丧失了其作为资本的职能，深埋进地窖，尘封于仓库。这究竟是为什么？答案恐怕主要应从资本自身的运动规律及政府干预的影响中寻找。兹就宋代的情况略作分析。 资本运动的特点，首要的是追求增殖，流向赢利高的部门；同时也追求安全，防范规避风险，而且风险越大，其对安全系数的要求就越高。在宋代，商业、高利贷、土地、手工业等部门各自的赢利水平和风险情况如何呢？ 商人赢利的个体差异极大，但与其他时期一样，宋代的商业利润率普遍很高，擅长垄断、投机的富商巨贾获利更高。时人谓：“大凡商贾之人多是富户，不窘于衣食，苟无百倍利，必不肯乐为。”〔2〕（《古灵集》）卷14《与福建运使安度支书》）白手起家迅速暴富者亦不少。“吴十郎者，……初以织草屦自给，渐至卖油，才数岁，资业顿起，殆且巨万”〔3〕（《夷坚志》支癸卷3《独脚五通》）。据袁采估算：“若以百千金银计之，岁收必十千，十余年后所谓百千者我已取之，其分与者皆其息也。况百千又有息焉，用以典质营运，三年而其息一倍，则所谓百千者我已取之，其分与者皆其息也，况又三年再倍。”〔4〕（《世范》卷1《同居不必私藏金银》）所谓百倍之利可能言过其实，但一年十倍数十倍的收益应是存在的，最保守的估计也是“三年而其息一倍”，即年利润率30%以上。 高利贷的利息率也有差异有变化。据漆侠、乔幼梅等先生研究，一方面，两宋时期高利贷的利息率具有逐步下降的趋势，从北宋时的二三倍、数倍，甚至有的地方高达十倍，到南宋时有下降为30%、50%者。王安石变法期间实行的青苗法，对抑制高利贷，促使其利息率下降起了明显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高利贷的利息率在总体上又比较稳定，“倍称之息”，也就是年利率为100%，在两宋居于支配地位〔5〕。可见在一般情况下，高利贷的利息率是高于起码不低于商业利润率的。 在封建时代，商业和高利贷固然收益高，有一夜暴富的机会，但其经营风险也不小，由于种种原因而致“泼天家财”付诸东流者，与暴发户一样不乏其人。并且商业和高利贷不仅常常被视为“不道德”的典型遭到轻蔑和抨击，还时时被当作兼并势力蒙受打击。相比之下，拥有土地就保险、体面得多了。况且土地的收益并不比商业和高利贷少。北宋时，吕惠卿说他在苏州“一贯钱典得一亩，岁收米四五六斗，然常有拖欠，如两岁一收，上田得米三斗，斗五十钱，不过百五十钱”〔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7《熙宁八年八月戊午》）。如此说来，土地的年收益率是15%左右。问题是吕惠卿的话未必能完全代表当时的一般情况。这一则因为宋代的粮食亩产量虽然地区差别极大，但多数地方在正常年景是亩产2石，最差的也有1石。二则因为宋代的租佃制普遍实行地租分成制，而分成制中又以对分制占主流。我们姑且以亩产2石，按对分制收租1石，再按吕惠卿说的每亩地价1贯、米每斗50文计算，则每亩地的年地租收益率应是50%。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买地的投资是一次性完成的，这之后不需要再追加新的投入，只要把土地租佃出去，地租收益就可以年年垂手坐得，即使按照15%哪怕是更低的收益率计算，长期看来也是十分可观的。土地收益的稳定性、低风险性及其一劳永逸的特点，正是不断地吸引着人们“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魅力所在。 手工业门类繁多，情况复杂，各个部门的供给和需求状况千差万别，在交换尚不充分的条件下，要总结出一个较平均的利润率是非常困难的。暂且先以丝织业为例略作分析。陈旉说：湖州安吉县一带的人，“唯藉蚕办生事，十口之家养蚕十箔，每箔得茧一十二斤，每一斤取丝一两三分，每五两丝织小绢一匹，每一匹绢易米一石四斗。绢与米价常相侔也，以此岁计衣食之给，极有准的也”〔7〕（《农书》卷下）若以每箔收茧12斤计算，养蚕10箔总共可得茧120斤，成丝156两，可织成小绢31.2匹，折合成米为43.68石。若按土地平均亩产2石计，相当于22亩的产量，也就是相当于第五等户的自耕农、半自耕农。这个标准其实难以作为丝织专业户生产规模的下限。因为若是十口之家，每人日食米以2升计，则全家一年仅口粮一项就需要70石左右。倘若这家人完全从事养蚕纺织，其生产所得就远远不够吃饭。这还没有包括生产过程中的其他成本开支。而事实上，纺织生产的成本开支往往较大，纺织专业户要维持再生产，通常必须求帮告贷。如在丝织业十分发达的河北，纺织业者“常预假于豪民，出倍称之息。及期，则输赋之外，先偿逋负，以是工机之利愈薄”〔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4，《咸平二年五月丁酉》注）。随着丝织业内部专业化分工的逐步加深，丝织业的产业关联度和市场依存度也相应增强，桑叶、蚕丝、织机、粮食等任何一项的涨价，都会直接增加丝织业的成本开支，从而加剧其经营风险。在江阴，“有村民居江之洲中，去泰州如皋县绝近，育蚕数十箔”。一直处在惨淡经营的境地，“比岁事蚕，费至多，计所得不足取偿，且坐耗日力”。绍兴六年，“淮上桑叶价翔涌”，这个专业户顿时面临无力再生产之虞〔3〕（《夷坚志甲》卷5《江阴民》）。成本高而利润薄，是丝织业较普遍的一个问题。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取得规模效益，应当是增加丝织业利润的重要途径。史料中也确实有一些生产规模很大的例子，如在湖州，“本郡山乡以蚕桑为生计，富室育蚕有至数百箔，兼工机织”〔8〕（《嘉泰吴兴志》卷20《物产》）。其规模与仅有10箔者有天壤之别，假如以100箔计，则相当于占田220亩的大地主了。但由于农民普遍从事纺织，又往往迫于官税私债的驱逼以低于价值的价格将产品抛向市场，纺织业要突破家庭经营的模式，通过广泛地扩大生产来获得规模效益是十分困难的。所以纺织业中大规模生产的例子比较罕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