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时代由自然经济朝商品经济变革的时期。该时期我国的盐政管理，也发生了相应的变革。且因我国情况特殊，盐业资本在当时的商品经济发展中占重要地位，其中又以淮盐为最。只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明清时盐利，一般仅限于简单的文字表述。汪士信先生《乾隆时期徽商在两淮盐业经营中应得、实得利润与流向试析》一文的发表（注：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把对该问题的讨论，提到专门详细的数字分析阶段，其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后笔者在其基础上，曾有新的尝试。（注：笔者拙稿《乾隆朝徽商在淮盐业经营中的获利估算》，见《盐业史研究》2000年第1期。）现为丰富这一尝试，再对笔者后来查获的两则明清时期两淮盐利个案，作如下分析。 个案一（明万历时期） 明清两代，淮盐大都销往江广。如明万历时期，两淮“每岁解太仓者（银）七十万（两），售边钞者（银）四十万（两），楚居六七矣”（注：袁世振《两淮盐政改编四·与白公祖》，见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四七七。）。万历四十五年，朝廷对两淮盐政予以疏理，其因是：“盐法大坏”（注：《两淮盐政改编四·复楚中论盐价公书》，见《明经世文编》卷四七七。）。而主持这次疏理的关键人物之一，便是袁世振。他留下丰富史料，并在时间上，把“盐法大坏”之前称为“往时”，把大坏之际称为“近年”，把疏理后称为“今日”。袁世振为强调疏理成效，曾于多处把上述三个阶段的盐利数据作罗列对比。据笔者所知，这在明代史料中是不多见的，故很宝贵。 万历时，淮盐销往汉岸的基本程序是：边商参与开中，售边钞给内商；内商守支，又卖盐给水商；水商运盐，销往汉岸。但因边商仓钞要守支约十年才能支盐，且当时规定正额盐和余盐同时运销（即相当于正额盐和余盐在掣运时合而为一），故边商到淮后，将仓钞以低价卖给囤户（即“内商之有力者”（注：《两淮盐政编一·盐法议二》，见《明经世文编》卷四七四。）。而一般内商则先向运司缴纳余盐课银（谓之预征），届时再以高价向囤户购买仓钞，并换得盐引，下场向灶户购买火盐。袁世振说：“及内商苦于套搭，十年之间纳银三次，而尚不得行盐一次”（注：《两淮盐政编四·疏理略说》，见《明经世文编》，卷四七七。）。由此也可见，内商经营成本是由火盐价格、正引价格、余盐课盐及各项杂费等所构成。 1.《两淮盐政编一·盐法议四》称：“往（火盐）一桶重一百五十斤者，为价仅七八分，近渐增至三钱。每一引须火盐五桶，则去价一两五钱”。并称；“又去正、余价，并包索、赈济、挑河，诸项杂费难以毛举。及卖与水商，仅得价三两二钱，必至亏本”（注：《两淮盐政编一·盐法议四》，见《明经世文编》卷四七四。）。 2.《两淮盐政编四·疏理略说》称：“（近年）盐法坏矣，……买火盐一两五钱，又船脚、掣挚诸费不下一两。凡费银共五六两，方得掣盐一引。而令遵定价三两二钱卖与水商，其可得乎？……以故江广连年盐价遂至二三钱一小包者，盖内商权子母而难于亏本耳。即乙卯（万历四十三年）之贱，曾至五六分（一小包），是强之也，而非通之也。是年水商遂散，反为征贵之囮”（注：《两淮盐政编四·疏理略说》，见《明经世文编》，卷四七七。）。 3.《两淮盐政编四·复楚中论盐价公书》称：“（近年）武汉卖至（每小包）一钱，别府卖至一钱二三分，……夫每盐一引，从来五百七十斤，此定则也。每盐五百七十斤卖与水商，取直三两二钱，此定价也。水商以五百七十斤之盐，解捆七十余小包，每包取直六七分，……此定例也。（今疏理后改为）四百五六十斤，每引遽少盐百余斤，即少捆小盐十四五包矣，余所捆只五十余包耳”。又称：“（往时）夫五百七十斤，开价三两二钱，水商改捆小盐七十余包，卖与地方，每小包取直六分，尚亦有利矣，况七分乎？嗟夫，此盐法未坏之时则然耳”。再称：“往时引价六钱五分，近年卖至九钱二分。往时余银七钱，近渐增至一两四钱五分。往时火盐颇贱，近卖至一两五钱。往时掣挚、征解诸费犹轻，近则所费不赀。盖内商每引成本常不下五六两矣，……卖与水商……不卖至六两以外不止。水商以六两外买盐一引，又加以盘剥诸费，虽解捆七十余小包，而令之六七分卖与地方，彼又肯甘心乎？故必闭店抬价，犯禁熬刑，不卖至一钱内外不止。加以京挚愆期，便有二三钱一小包之患”（注：《两淮盐政改编四·复楚中论盐价公书》，见《明经世文编》卷四七七。）。 4.关于疏理后的情况，《复楚中论盐价公书》称：“今嵩目苦思，设法筹筭，一切减之又减，故买新引则减九钱二分为五钱五分，纳余银则减一两四钱五分为八钱，买火盐则减一两五钱为六钱，其它掣挚、征解、盘剥诸浪费，一切洗涤殆尽，……而令之开价二两九钱卖与水商”。此个，疏理后淮盐在汉岸，“今自去年九月，以至今年己末（万历四十七年），果犹卖七分不上”（注：《两淮盐政改编四·复楚中论盐价公书》，见《明经世文编》卷四七七。）。另《两淮盐政编四·复龙盐台第三书》又称：“楚中盐价，迄今止卖七分三厘（一小包），尚卖不去”（注：《两淮盐政编四·复龙盐台第三书》，见《明经世文编》卷四七七。）。 5.《两淮盐政编四·与白公祖》称：“自戊午（万历四十六年）九月京掣以后，淮盐至楚（每小包）七分犹卖不上”。又称：“夫所谓贱者，盖自然而贱则可久。若强之使贱便为征贵之囮。如之卯（万历四十三年）不勒卖五分乎？水商亏本，裹足鱼散，至丙辰、丁已（万历四十四、四十五年）便卖至二三钱一小包”（注：袁世振《两淮盐政改编四·与白公祖》，见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四七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