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及其美学阐释的危机

      一、当代艺术批判

      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巴黎的“当代艺术之争”，在法国知识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当代艺术的批判者让·克莱尔、让-菲利普·多麦克、弗朗索瓦兹·葛亚尔（ Gaillard）和波德里亚等学者以《精神》等杂志为阵地，对当代艺术的形式、价值、命运及其审美标准进行了大胆的质疑和猛烈的抨击。

      克莱尔认为，面对“作品的贫乏和评论的泛滥”，当代艺术已经穷途末路，如皇帝的新衣，“手艺和范式尽失，人们只是胡乱地用旧知识的碎屑重建一个整体”，“没有任何艺术性可看”；艺术品被抽空了“艺术的所有内在价值”，其边界、手段与目的失去了确定性，艺术博物馆已经沦落为“杂物储藏室”①。

      多麦克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当代艺术的“当代性”逻辑：必须绝对地当下，必须与以往的艺术决裂。这种当代主义的律令源于“新即好”的现代性价值观，迎合了新技术的演变，切断了艺术的历史之根。这是一种“历史自恋主义”和思想上的“文化压迫”②。这种“求新癖”带来的致命后果就是“艺术的贫困”——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相对于艺术批评或哲学的阐释，艺术品成为次要之物。换言之，作品的合法性依赖于艺术理论的阐释和艺术界的指认。他对“艺术求新癖的明星”安迪·沃霍尔挖苦道：“他不是画家，也不是艺术家，而是60年代的杰出社会学家和当代冷漠（直至无性别，故变化无常）的花花公子。他的作品不过是排成系列的广告和传媒的图片而已，人们想在其中看到的时而是对消费社会的批判，时而正相反，是消费社会的圣化，或者我们周围过分丰富的东西及形象所形成的虚无的形象。”③

      自杜尚的《泉》化腐朽为神奇，把小便器上升为艺术品以来，安迪·沃霍尔的“布里洛牌包装盒”，劳申伯格的“床”，皮耶罗·曼佐尼的“粪便”，达明安·赫斯特的“尸体”，这些所谓的“艺术品”不断打破日常物与艺术品的界限，加深了观众对当代艺术纯属“胡搞”的印象。葛亚尔在《胡搞》一文中探索了“胡搞”的文化逻辑。它源于达达主义尤其是杜尚对传统美学“颠覆或嘲弄”的态度。这种玩世不恭的姿态有两种极为巧妙的遁词，一是探寻艺术的本质，即通过媒介、素材、形式与观念的实验，在艺术的创作、展示、传播与收藏中追问“何为艺术”的哲学意识；二是颠覆成规，僭越伦理，引起社会争议。实验与僭越相辅相成，“前者基于美学的土壤，后者基于意识形态的土壤”④。不过，在一个包容歧异、追求自由的文化民主化与全球资本化的时代，这样的“前卫精神”被掏空了内在的激情与使命，往往滑向犬儒主义或机会主义。

      这也是波德里亚警惕当代艺术的原因。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当代艺术最致命的策略源于艺术家、艺术界及其资本化的社会体制之间的共谋，一种以打破偶像的姿态对艺术玩世不恭的利用。这种共谋使当代艺术变成了艺术圈内部的秘密交易，仅靠哄骗迷惑不解的大众度日；这种玩世不恭的利用使当代艺术不再是通过无意义的形式反抗世界的平庸与虚无，而是彻底沦落为贫乏、空洞的艺术。自沃霍尔打开艺术通向资本的闸门以来，当代艺术的无限增生与文化的过度生产，让其陷入不断征引、模拟、挪用与拼贴的无限自我循环之中，陷入形式的戏仿、意义的空无与幻觉消失的境遇之中。波德里亚对沃霍尔的艺术创作进行了精彩的点评：在1965年的《坎贝尔汤罐头》中，商品被讽刺性地加以神圣化、仪式化，商品的邪恶精神唤醒了模拟的天才，使其“以一种原创的方式攻击了原创性概念”；但在1986年创作《汤罐》时，他“以非原创性的方式复制了非原创性”，以商业化的形式制作了商品化的艺术⑤。自此以后，当代艺术对消费文化符号和过去艺术符号的挪用、拼贴，及其对新技术、新材料、新媒介的迎合，尤其是对电子媒介与高仿真技术的运用，再造了真实的虚拟图像。虚拟性倾向于完美的幻觉，但这不是艺术图像的创造性幻觉，而是模拟的、“超真实”的幻觉。“通过完美的复制，通过对真实的虚拟再造，它把幻觉的游戏带向终结。”⑥伴随着审美幻觉的消失，艺术走向终结，陷入无意义的自我指涉之中。这是一个令人哀叹的结局：“冷酷的数码宇宙吞噬了隐喻与转喻的世界，模拟原则战胜了现实原则和快乐原则。”⑦“艺术的终结”不仅意味着艺术性在当代艺术中的贫乏，而且意味着“艺术消亡的乌托邦”在“仿像”世界中的实现，意味着艺术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弥漫与渗透。如其所言，“今天的艺术已经彻底进入现实。它不仅在博物馆和画廊里，而且也在废弃物中，在墙壁上，在大街上，在今天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神圣的一切庸常之物里。世界的审美化已经完成”⑧。

      综上所述，批评者对当代艺术的质疑建立在三种判断之上。其一，当代艺术无原创。无论当代艺术在艺术媒介、形式与观念上如何花样翻新，也不管当代艺术在文化民主化的倡议中对一切视觉艺术如何一视同仁地挪用、拼贴，它在本质上都是一种不断自我指涉的重复。其二，当代艺术无规矩。当代艺术在审美对象上打破了艺术品与日常物的边界，在审美趣味上打破了雅与俗的边界，在审美风格上打破了新与旧的边界，在美学观念上打破了革命与媚俗的边界。艺术创作跨越美学规范的藩篱，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但也失去了宝贵的艺术自主性。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破框而出”的当代艺术对审美标准与社会伦理的僭越，加深了“当代艺术纯属胡闹”的印象。其三，当代艺术无价值。激进的批评者宣称，当代艺术是一种赤裸裸的骗局，一种市场的炒作和金融的投机，其价值等于零。因为它“把平庸、废物和平凡利用为价值与意识形态。这些无尽的装置与表演仅仅是与物的状态相妥协，与所有艺术史中过去的形式相妥协，把独创、平庸与无效提升到价值的层面，或者甚至是堕落的审美快感”⑨。换言之，在形象的再现系统中，它利用了平庸与贫乏，通过把当代艺术推向反讽的层面，而宣称自己的批判性与反思性。但实质上，这恰恰遮蔽了它内在的空洞与虚无。这种遮蔽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受众迷失在对审美价值“反讽式的顺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