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象征到寓言:阿比·瓦尔堡的艺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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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湖北美术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自19世纪中叶波德莱尔首提现代性以来,许多重要学者如马克斯·韦伯、沃尔特·本雅明、福柯、哈贝马斯、安东尼·吉登斯以及马泰·卡林内斯库等都论及文化与审美上的现代性问题,作为对历史的反思与重构。本文讨论了阿比·瓦尔堡从视觉文献材料的分析中得出从魔法—联想的象征符号到逻辑—分离的寓言符号感受性转变的重要意义,指出后者正是现代性的标志。瓦尔堡的观点为现代性概念提供了新的视觉佐证,他本人也因此成为20世纪关注现代性的思想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等的先驱人物之一。


期刊代号:J0
分类名称:艺术学理论
复印期号:2020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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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在源于德语国家的美术史学科中,英语系美术史家之间再次唤醒了对批判的兴趣。尤其是迈克尔·波德罗(Michael Podro)的《批判的美术史家》(The Critical Historians of Art)一书,似乎发挥了催化剂作用,重新关注起通常仅德国学者有兴趣的主题(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①。然而,波德罗的书论及从康德(Kant)到潘诺夫斯基(Panofsky)的广阔传统,讨论了德国美术史上较为著名的人物以及阿道夫·高尔(Adolf Goller)、安东·斯普林格(Anton Springer)或戈特弗里德·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这些鲜为人知的作家,这一新的批判兴趣的主要受益者当属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和阿洛伊斯·李格尔(Alois Riegl)。对潘诺夫斯基感兴趣的原因很明显:他于1930年代移民美国时,已因《图像学研究》(Studies in Iconology)或《尼德兰早期绘画》(Early Netherlandish Painting)而享誉英美学术界②。因此,“回归”潘诺夫斯基很大程度上包含了对他离开德国前的那些著作的兴趣③。而李格尔则得益于他的形式语法的结构分析与当时社会科学中“语言学转向”之间的表面相似性。也许正是李格尔的这一时事性,刺激了玛格丽特·艾弗森(Margaret Iversen)的李格尔研究④。此外,在本文写作期间,不只李格尔的《风格问题》(Stilfragen)已被译出⑤,《荷兰团体肖像画》(Das Hollandische Gruppenport rat)和《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Spatromische Kunstindustrie)也在翻译中,后者已在十多年前被译过一次(尽管很糟糕)⑥。

      在此背景下,一个人因其缺席而值得注意。我指的是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而更让人费解的是,他本已受到相当的忽视,若非以其命名的研究所继续存在的话。重要的是不要将这一观察报告视为我们只是重现其著述,仿佛对美术史起源的探究只是一次考古练习。确实,如果回归艺术史的起源有任何意义,那也只是因为这门学科的德国和奥地利“祖辈”的思想至今仍觉相关⑦。更确切地说,我关注瓦尔堡被忽视,正是因为通过接触其思想(超过了潘诺夫斯基和李格尔),本世纪初对美术史的哲学观照的持久重要性才变得极其明显。然而,若是瓦尔堡的事例能作为与艺术史过往进行有意义对话的载体,这也可能意味着他经常被视作一位先驱,他的工作被视为序曲而非其本身值得重视。因此,自恩斯特·贡布里希爵士(Sir Ernst Gombrich)1970年有价值的研究以来⑧,少有关于瓦尔堡的英文著作面世⑨,这种忽略与德国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⑩。

      因此,在这篇论文中,我想要指出瓦尔堡的工作所关注的一些哲学、心理学和艺术史学问题,这种工作表明了为何它不只是历史学的关注对象。我的中心论点是,在很多方面,瓦尔堡对“古代遗存”兴趣的性质被误解了。尤其是,我打算展示瓦尔堡的研究,也许像他的名言“上帝存在于细节中”所象征的,常被错误地解释为仅关乎文献资料的收集(11)。这样看待瓦尔堡,便对支撑其工作的普遍文化理论观缺乏关注。瓦尔堡本人常沉浸在神秘而深奥的知识中,这无疑淡化了其思想的哲学基础。而对瓦尔堡工作的细致研究表明,他不仅与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其他同时代人,还与像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乔治·卢卡奇(Georg Lukács)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这些人物同等重要,这些人在当时知识界占据要位。就本雅明而言,可见一条清晰的影响脉络;确实,本雅明试图与瓦尔堡圈子相联系有据可查。而除了本雅明,可以看到瓦尔堡与上述那些人物对各种形式的现代性的考古有着共同兴趣,而在这个考古项目中,瓦尔堡的成就在于他对视觉文献的分析,它们记述了特定现代文化感受性的兴起。

      瓦尔堡最早发表的作品是他1893年关于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Birth of Venus)和《春》(Primavera)的博士论文,人们在赋予瓦尔堡全部作品统一性的时候得极其小心,这篇论文引入了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可说反复出现在他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著述中,即模仿在绘画史中的作用。

      在关注瓦尔堡的模仿“理论”时,我有意识地反对关于瓦尔堡的一种广泛流传的解释。这种解释认为,瓦尔堡的思想标志着图像学“方法”的建立,它要求通过关注所考察作品的主题与当时其他文化现象(包括文学和神学文献)之间的相似性,来分析艺术作品的意义。因此,瓦尔堡的图像学方法常被视为仅仅意在建构一个艺术作品定位并获得意义的艺术文化环境。如马克·罗斯基尔(Mark Roskill)所言,“阿比·瓦尔堡,在复兴(图像学)时,将其解释为通过视觉图像来研究和解释历史进程……这体现在一个社会的习俗、信仰或设想中”(12)。类似地,科林·艾斯勒(Colin Eisler)提出,瓦尔堡的“研究所致力于为诸如波提切利的寓意画或美洲印第安人沙画这些不同的视觉权威解开精心设计的谜团或是去神秘化,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文本看到并通过文化语境来理解。”而更近的,根据杰克·斯科特(Jack Spector)的说法,“贡布里希所介绍的瓦尔堡方法,含有他将以往的图像还原到当初情境、它们的文化背景中(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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