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绝大多数学院派艺术批评家不同，迪夫·希基从一开始就不是所谓的“体制内”知识分子。他经营画廊，喜欢结交前卫而边缘的艺术新人，加入过安迪·沃霍尔的“工厂”工作室；他是有名的音乐人，为纳什维尔的唱片发行商写歌；他的文化批评遍及美国著名文化刊物，其评论一针见血、辛辣有加。他的多重身份总能让他跳出圈囿，发出不一样的声音。 一、反对“治愈性机构”：官僚主义批判 希基对学院派、博物馆人士和双年展策展人等“圈中人”充满了怀疑、嘲讽，对由这些恪守政治正确信条的①专业人士所构建并左右的艺术体制，他贬斥为“治愈性机构”（“Therapeutic Institution”）。他认为，“治愈性机构”的运作促使当代艺术越加远离“美”和公众，走向抽象、晦涩和无意义的深渊：艺术市场让位于基金资助，私人画廊让位于公共经费的拨款；艺术爱好者让位于“专业”队伍；艺术家身份不再由公众和市场认可，却赖于那个有权授予学位并支配连锁赞助的整体系统—庞大的行政机构……他指责“治愈性机构”的“寄生虫”们无视视觉愉悦的颠覆性潜力，却不断生产着理论议题。还是凯瑟琳·雷（Catherine Lui）说得准确：希基是个正义的牛仔，想要把被理论腐败的、善于算计的学院派和策展人的一本正经的官僚面目揭开。② 对于国家行政与艺术界的关系，美国艺术社会学大家霍华德·S·贝克尔（Howard S.Becker）曾言：“艺术家需要和依赖各种赞助形式，国家可以……通过给予或者取消对艺术家的赞助……追求它自己的利益。”③“国家就像其他艺术界参与者一样行动，通过直接或间接支持那些它所赞同的作品，提供了将艺术品完成的机会。”④贝克尔指出的是各种政体、国家和文化中的普遍状况，而希基针对的却是美国的特殊现实：艺术创作者的生活和实践越来越倚赖于“治愈性机构”的赞助，他们只要对基金会、博物馆和满口虚炮的理论家—这个专业圈子负责，越来越远离大众，实际上也就越来越处于被监视和审查的位置。 在《神龙》的开篇，希基凭借福柯的规训理论，隐喻性地揭示了彼时美国艺术界“治愈性机构”的官僚制监控实质。福柯在《规训与惩罚》里将处决弑君者达米安的独裁式惩治，与杰里米·边沁的“圆形监狱”设计的科层制监控进行对比，指出前者只关心臣民的效忠行为，后者却要求我们的灵魂。希基将“国王的野蛮审判VS边沁的官僚式训导”的对比式，类比于“腐化的旧市场（传统艺术市场）VS勇敢的新体制（行政赞助机制）”的选择，他认为，艺术商不关心作品意义，而艺术机构的管理者（馆长、策展人）拥有公众的信任，他们必须关心艺术家的意图以及其作品在公共语境里的影响，不信任也不关心作品的外观，于是，“美”便从艺术品和艺术创作上消逝了。⑤ 接着，他还拿卡拉瓦乔的《讲授玫瑰经的圣母》这幅画初创时宣扬的观念，隐喻艺术官僚体制。这幅画是要说明，民众无法直接接近圣母玛丽亚，必须通过神职人员来衔接调停——而这样做的原因，无非是维持官僚们的职位。⑥希基认为，美国当代艺术机制在官方形式上占据了民众与艺术接触的主要途径，把握了解释艺术作品的主要解释权，“从图像到观看者的通道，需要绕道穿过一个替代机构，在表面上看，这个机构与教堂和国家都相去甚远”，⑦但在他看来，“治愈性机构”作为行政管理机构，势必以专业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居高临下，指导观看者大众的观看方式。 希基以符号学方法揭示“治愈性机构”的隐含目的和内在危机。他认为，“所有简单的符号，都有两个主要的参照域”：一是具有指示意义（Designative Meanings）——指示出异于、越出于它们自身的其他意义；二是具身化的意义（Embodied Meaning），即作为世界一部分的它对于观者的同感力、感染力。问题在于： “行政管理文化（Administrative Cultures）必定优先选择指示意义。他们一心想着传递信息、管理记录、讲授课程，确保我们的遵从……对于我们是否明白它们所说的话的意义、是否明白色彩的象征，他们应该相当有把握才行……他们那种控制我们行为的能力，得到了应验。他们迫不及待要教育我们，因为他们关心我们的安全，而不是我们的快乐……他们的权威，完全依赖于我们对官方标识的指示意义的正确解读。”⑧ 相反，美的艺术作品因为具有“具身化的意义”，具有同感力——具有美，那么也就因而拥有了动摇现状、打破稳定和推翻权威的潜力，美的感性介入，势必造成对官僚权威的威胁；无怪乎戈培尔会为“堕落艺术”展览挑选出他认为最有害的艺术作品，⑨确立纳粹的美学标准，敦促艺术创作符合标准。希基认为，当代艺术体制和“治愈性机构”通过抛弃“美”，强调“意义”，废除艺术与民众的直接接触，支持深奥艰涩的理论性作品，抑制美的潜力，维持官僚体制自身的持续性利益。 在反对“治愈性机构”和批判艺术界的官僚主义之后，希基还继续深化了对审美与民主的认识，树立了其审美政治学的独特面貌。 二、反对“平面性”神话：进步主义批判 一旦所谓的“专业人士”像《讲授玫瑰经的圣母》中的教士一样切断了公众与美的碰触，摇身而为真理的“代言人”，那么“美”自然远离了艺术和公众，艺术体制也陷入了官僚化。因此，希基又将批判矛头对准了“教士们”自持的真理，即以格林伯格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艺术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