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16)34-0009-05 一、教育史“双危机”的时代呈现及经典切入 自1902年建立至今，教育史学科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与历史积淀，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学术特质，在教育学科群中自然而“合法”地存在。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史学危机”的出现，作为研究性质上从属于史学学科的教育史也呈现出了“学科危机”与“学术危机”的特征。以我国教育史的两翼——中外教育史为例而言，近年来，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出现了以下研究困境，“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理论架构的不适与分析工具的不当，使得问题成为现实；研究者善于学习而欠于反思、热衷理论而忽视现实，使问题不断加深”[1]。而在外国教育史学者看来，近年来，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碎片化”现象，“在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关注具体的教育历史事实(如教育改革运动、教育历史事件、教育法案的颁布与实施、民族国家教育政策与教育体制等)与教育人物(如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政治家的教育事功以及哲学家、宗教领袖的教育立场)，而未能从整体上关注人类教育历史变迁的整体趋势与历史规律，未能潜入人类教育历史潮流的浪底，探索教育历史发展的那些摆脱具体历史时空因素限制的稳定的发展因素与普遍的发展规律”[2]。在学科危机的认知上，教育史专家张斌贤教授深有见地，他认为我国教育史学科研究危机的表征主要为：“研究队伍的萎缩、人员结构的失调①、研究工作的失范②、学科发展的迟缓。”[3]显而易见，在中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研究中都存在着诸多问题，这诸多问题显现出教育史陷入了危机之中。 事实上，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近二十余年来，教育史学者的身份危机以及伴随着身份危机的教育史研究者的华丽转身也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尽管对教育史情有独钟的学者们也紧跟时代改革的步伐，为有效提升教育史的学科品位进行着史学研究、教育学研究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教育史学科仍面临危机，对此，张斌贤教授提出了双危机说。他认为，长期以来我们把教育史当作一种教学科目，而不是研究领域，导致教育史出现的不仅是“学科危机”更是“学术危机”。“教育史的危机既在于教学科目意义上的学术危机，更主要的则在于学问分支意义上的学科危机。……‘学术危机’实际上又是产生‘学科危机’的内在根源。”“正是学科深层存在的种种问题导致教育史学科始终处于发展缓慢的尴尬境地。”[4]在此，我们的追问是，教育史的确失去了教育史缔造者所给予的精神张力了吗?在一个功利主义的时代，经典完全失去了对现实的引领作用了吗?如果危机存在，那么又如何突破教育史“学科危机”与“学术危机”的困境呢?对此，维特根斯坦《札记》中的一段名言对于我们理解并破解以上诸问题具有智慧性的启发，他说：“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连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5]受启于此，我们认为，对于教育史危机的破解，一定要回归到教育史所赖以存在的应有之意中去，要回归到问题的原点去，而这一应有之意以及原点就是教育史作为教育智慧存在的重要寄托——教育经典，因而，重返教育经典可以构成一条重要的破解危机的新的思维方式与研究进路。 二、教育史研究对经典的时代诉求 在我国教育史研究出现“学术危机”的深层原因中，对教育经典的忽视是至关重要的。在教育史研究中，重视经典应是提高教育史学科地位、破解教育史研究危机的关键所在，也是教育史研究对经典的时代诉求。 (一)教育史研究中经典的缺失 作为教育史专业的研究者和学习者，掌握史料是关键，而在所有史料中，经典是重中之重。经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我们的研究中，若是能以经典作论证，则会使我们的研究更有历史厚重感，更接地气。正如吴元发提到的教育哲学对古典的排挤，“国内教育学界极力排挤古典理论，认为研究古典、阅读古典只是务虚而非实干，从而主张大数据与实证研究等现代方法才代表了世界潮流与时代所需”[6]。教育史研究同样深受大数据与科学实证主义的影响而忽视经典，但“教育史的书写是教育精神、思想与文化的发掘与再造。任何一个民族教育史的书写都是对教育精神及文化内涵的发掘与创造。历史是一种思想活动，教育史的书写应该是一部充满‘戏剧’冲突的师生思想活动及不断重复的对话历史”。[7]因此，教育史的研究主体应摆脱数据和实证研究的枷锁，看到教育的精神本质，使被边缘化的教育经典重返教育史研究的“家园”。 (二)经典“文本化”致使其生命活力萎缩 承载着人类教育智慧的经典著作是教育史研究主要的文本资料和基点，借助教育经典我们可以从中寻找出解决教育问题的实践智慧，从而指引我们的教育活动朝向理想的方向发展。教育经典之于教育史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在此教育认知的理念下，国内出现了一大批翻译或阐述教育经典的著作。以外国教育史为例，《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西方学术经典译丛》、《教育学经典译丛》等的问世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外国教育史的研究资料，这对于教育史研究者进行有意义的教育研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但当研究者一味沉溺于对教育经典的文本化诠释而忘却了经典所蕴含的精神智慧时，教育经典本身无限的生命张力就面临着萎缩的困境。此外，承载先进文化和精神的经典著作因其深刻性和晦涩难懂，常常使读者望而却步，即使人们对经典略知一二，但在实践中也不能很好地运用经典中的理论来指导实践。经典脱离了具有独立批判精神的读者、脱离了实践而被“文本化”，其生命活力逐渐萎缩。 (三)教育史研究中功利主义和实践主义对经典的弱化 由于研究者和学习者急功近利的价值追求，在目前的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学术功利化现象，其表现之一就是为了尽快得到研究成果，研究主体不读深刻却又包含人类智慧的经典著作，转而阅读期刊论文和教育新闻。不读经典读新闻、论文、小说等是大众化阅读挑战经典阅读的表现。詹福瑞提到：“大众阅读使得人们远离经典。经典的属性就在于它是理性的，因而也是沉重的，它提出并思考的是人、人性、人生的大问题，试图给出解答或解决的方案，并且永远对现实保持着理性批判的态度，经典因此也就显得异常深沉、异常深刻。”[8]只有阅读经典原典，才能直接与智者对话，才能从经典中寻找到解决教育实践中问题的答案，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