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6)04-0003-18 一、引言 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们最不愿意遇上的，往往是这样一种人：他的逻辑极为清晰，思路非常明确，三言两语，问题似乎就已分析透彻，但听者仔细一琢磨，却发现根本经不起推敲。表面上他的思路似乎一清二楚，其实却是用几个大而无当的概念在虚构的逻辑里转来转去，肆意简化纷繁复杂的现象和问题，并为自己的“理性”洋洋得意。这种人看似在思考，其实与事情本身完全分离。我们跟他交谈一阵，便觉得索然无味，于是默默走开，任凭他在自己狭小的天地里坐井观天、自得其乐。 这样的思维方式，涂尔干称之为“过度简化的理性主义”(oversimplified rationalism)。有这种毛病的人总觉得，再复杂多样的现象，总能分解为极为简单清楚的要素，并以数学或几何的方法加以阐明，令人一目了然。这种人习惯于“抽象、概括和简化”，却根本看不到不同于其组成部分的整体的独特性、复杂而深刻的人性、多样甚至无限丰富的现实。涂尔干感叹，这种气质和倾向“已经变成了法兰西精神的一部分”。[1-2]而他所担心的，不只是一种有缺陷的思维，更是这种思维方式表现出的社会状态。 “所有人都是自利的、社会只是基于个体利益一致达成的暂时秩序”，类似这样抽象的社会观，正是这种过度简化的理性主义的产物。这种思想既易于瓦解社会，也反映了社会的瓦解。持社会原子论观点的人，感觉不到人与人之间更紧密的纽带，意识不到社会和文明整体的独特性质，不会重视那些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超越个人的东西。[3]另外，他们也未必能够自得其乐。如果社会只是个体的松散集合，这些个体当然是孤独的。如果社会只是为了个体的利益，给个体以自利的自由，那么人除了他自己，也就没有什么需要关心的了。不切实际的抽象思考，厌倦了这种游戏，最终还是会指向自身，不断追问自身，但既然世界已经被虚假的理性过度简化，还原为抽象空洞的自我利益，他也只能体会到一片虚无。在自己的抽象思维里，他与这个世界相分离。“他在自身之外造出虚无，自身之内也就成了虚无，除了他自己的不幸惨境，没有什么留下让他思考。”忧郁(melancholy)而不是快乐，主导着他的心情。因为他脱离了世界，不再与外界交流思想和情感，无法激发自身的活力，只是对自身的存在感到茫然。为了逃避这种存在的痛苦，他情愿毁灭自己。这就是涂尔干所说的利己自杀(egoistic suicide)之人的状态。[4] 这是一种病态。不只是个人的病态，也是社会的病态。如果社会中有许多这样的自杀者，那只能说明，这个社会的许多成员日益沉溺于虚假的抽象思维和围绕自我的想象，人与人之间的虚空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社会确实濒于解体。反过来，这样的社会，也必然造就越来越多这样的自杀者。[5]涂尔干的忧虑正在于他看到，现代社会肯定个人运用理性的自由，一旦在启蒙的口号下被普及化并误用，反而会带来危险的后果。他身处的法国社会，正经受着这样的危机。从17到18世纪，抽象简化的理性主义与旧制度下的集权君主制携手并进，瓦解了社会的中间阶层和各地方的特殊生活，既将法国人统成一体，促成了高度普遍的道德与文明意识，也同样使个人主义过分扩张。每个人都渴望着抽象的自由平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情感却变得衰弱，风俗传统日渐浇薄，社会越发依赖高度集中的行政治理，自身却是一盘散沙。法国大革命虽是这个抽象社会豪情万丈的自我宣示，其狂暴和混乱又充分暴露了它的弱点。涂尔干时代的法国社会仍然没有摆脱这一病症。[6-8] 终其一生，涂尔干都在寻找疗治自己社会的办法。与其法团建设的主张相一致，他有关道德教育的学说，正是要帮助极度单薄的个人，使之有能力在庞大陌生的社会中，结成安顿身心、有所依归的群体。各类组织和团体的形成，各种积极活跃的社会生活，才能让法国社会和个人都摆脱抽象贫乏的状态。[9]在涂尔干看来，实施道德教育的学校，虽然不是人们永远生活其中的集体，却是帮助每个人学会构建集体并在其中生活的桥梁。教育的过程，正是使孩子“系统地社会化”，令每个人不只是个人，也是他所生活的集体和社会的一分子，拥有某种社会存在(social being)。[10-11]经过这样教育的孩子，才不是孤独的抽象个体，而是一个向外界敞开自己并与之相统一的健康的人。他既能主动遵守规范与秩序，也有能力吸纳和包容社会的丰富内容，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并在具体的生活中体会到活力与充实的快乐。由这样的人构成的社会，才能摆脱虚无的冷漠、封闭的散漫和对绝对权威的盲目依赖。 但是，对于这种“社会化”的教育，人们易于抱持一种反对的意见。这种对人的社会属性和集体道德意识的培养，难道不是强行灌输意见、主张盲目服从权威、煽动对抽象集体的狂热崇拜?确实有学者这样看待涂尔干的教育。科尔伯格就认为，苏联的教育正体现了涂尔干思想的逻辑。[12]雷蒙·阿隆也觉得，涂尔干的学说总让他想起国家社会主义，其教育理念主要是忠诚于集体、把社会当成偶像来崇拜。[13]这些看法认为作为“整体主义者”的涂尔干，想要通过消解现代社会的个体性、建立具有形而上学意味的对社会整体的宗教崇拜，由此化解现代社会的危机，所以，必须将个人收归社会整体，使之成为没有人格的“螺丝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