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2-0070-06 一般而言，教师具有“奇理斯玛”的魅力(Charismatic，意为“个人魅力”)，能影响学生发展，激起公众激情，引领时代潮流，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性人物。但中国教师的个人魅力是属于伦理政治型的，它正面临着知识社会转型期的挑战。教师专业化思潮的兴起，某种程度上恰恰是回应了中国师道的衰落，试图通过强化现代职业知识和技能，确立或恢复专业人士(教师)的权威地位，实质是要催生一种专业技能型“奇理斯玛”的新式效应。 事实上，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学校作为传播知识乃至创造知识的主要场所，正在从工业时代的职业领域的边缘走向当今社会的中心，教师的地位也得到空前提高。显然，中国教育的发展与世界教育的大趋势是一致的，但中国的教育变革只能沿着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展开，这不是出于民族自尊心所做出的无奈选择，乃是客观的必然。它的基本依据就是中国的国情和文化教育传统的特殊性。 一、中国的师道传统 《礼记·学记》云：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中国教育传统中的师道，要求教师担负起社会导师、人伦领袖的职责。教师地位的重要，是缘于古代中国以教育为政治的基础。中国的政统建立在道统的基础上，所谓道统，实质是礼乐教化。明代李顒称：“致治由于人才，人才出于学校，学政本于师儒。是师儒为人才盛衰、生民安危、世道治乱之关，故世道兴则善人多，善人多则天下治。此探本至论。”(《四书反身录·孟子上·滕文公》)教师一词，具有两种含义，狭义专指某门学科的讲授者，广义则指有威望、有知识且对人们有巨大影响的人。在中国社会，对教师的理解倾向于集两种意义于一身，而其重心显然是后者。 在汉语中，师道一词兼有动宾与偏正结构，前者指效仿学习天道，后者指为师之道，既然人道出自天道，师道与天道也是一脉相承。教师地位的崇高且重要，取决于其所承载的“道”。“道”是儒家最高的人生境界，也是教育的终极目标。正如孔子所说，朝闻道，夕死可也。当个体的人格与“道”交融为一时，也就具备了像“道”一样至大至强的神圣力量，凭此力量，穷能独善其身，达能兼济天下。孔子主张“志于道”(以求道为志向)，就因为“道”乃一至高的精神境界。孟子“大丈夫”的理想人格，之所以具有“浩然之气”，正是得道者的精神写照。 道家则认为道只能体认，无法言传，如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庄子最早表现出反专业化的倾向，他以混沌为例，证明生命本体与人为修习的背反。当道家批评儒家“失道而后德”时，儒家要致力的也正是修德而进道。孔子所主张的“君子不器”意识，以及从其与四子谈人生志向所透露的“春风沂水”的企慕，似乎与庄子思想并无异趣。 儒家教育的理想目标当然是“圣人”，而作为“圣人”理想人格的基本特征，就是“仁(德)智统一”。仁、智的统一，也意味着伦理学和认识论的统一。但在孔子那里，认识论是从属于伦理学的，知的对象、内容和方法都与仁(德)分不开。所谓“知”，主要是知人类之德行；所谓“学”，主要是学治国之大道；所谓“思”，主要是思修己之途径；所谓“行”，主要是行利民之大事。认识过程和修身过程被高度整合，智慧也被融化于德行了。可见，孔子的理想人才目标是以品德为主导因素的。君子、贤士虽是逊于“大圣”的人才，但其衡量的标准仍然相同。如孔子认为一个合格的君子就是既能“修己”，又能“安人”。而德政是要靠贤士来推行的，如果说修己主要体现为品德，那么治人主要表现为才智，孔子的为学顺序既然是由修己出发到达治人，显然也就蕴含了伦理本位的教育价值观。 在孔子那里，教育的理想目标毕竟是一个价值复合体，所以君子、贤士、圣人都具有全知全能、尽善尽美、功德相济的特点。到孟轲时，则将伦理价值本位发挥到极致。孟子认为，自夏以来的学校教育传统，其根本的目标就是造成遵循“人伦”关系的仁人之士。学校教育的目标既然在于“明人伦”，那么所培养的学生自然就是仁义贤德之人了。 贤士之所以会具有“大丈夫”的理想人格，就在于他学得并保持了“道”。他认为作师乃君子的责任，理应比一般的士更受社会的尊崇，所以他把师与国君并立，所谓“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孟子·梁惠王》)，甚至有时还要把师凌驾于君之上，所谓“是王者师也”(《孟子·滕文公》)。可见，儒家赋予教育最高的价值，确立了学统和道统高于政统的理念。正因为教师代表至高无上的道，他是道的物质承受者和体现者，所以他也有至尊至贵的地位。 中国自古有人师和经师之分：人师是指那些能体现道义，能用人格感化学生，能以己身为学生、为社会民众做表率的教师；经师是指那些传授记问之学的教师，也就是韩愈所谓的“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不能承当起“传道解惑”的大任。自孔子以来，历代教育家都强调教师在道义上的感化力量，都推崇教师的人格榜样作用。中国传统的教师主要担负了传播伦理政治文化的职责，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替天行道、替君行道的工具，教师作为道德的楷模，受到社会民众的礼拜。韩愈要以周公、孔、孟的道统承继者自任，实际正是对汉代以来经师的术业专攻对道统肢解的担忧。他作“师说”旨在重振“师道”，即师孔孟之道，从中也反映出师道与经业的冲突。后世的所谓宋儒与汉儒之争，实质还是师道与经业矛盾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