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功利化剖析与出路探讨

作 者:

作者简介:
朱文辉,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山西 太原 030006;靳玉乐,西南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 400715

原文出处:
中国教育学刊

内容提要:

教学作为一项社会事业,功利性是其基本属性之一。但是当功利性侵入教学的整个系统,甚至改变了教学的基本规定性,功利性就演变为“功利化”。教学的功利化可以从国家所秉持的工具主义人才观、教师所践履的契约主义教化观、学生所领悟的实利主义求知观中可见一斑。教学的功利化容易导致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产生、教师沦为世人眼中的“知识贩卖商”、学生将自己矮化为待价而沽的商品等不良后果。消解功利性的过度扩张,需要实现从成才之教到成人之育、从知识型存在到伦理型存在、从流连于外在利益到寻觅教学内在利益的转变。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6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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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15)12-0001-05

       “任何一项‘人为’的事业都体现了人类在创造它时所寄予的期望和目的”[1],因此,功利性是我们赋予教学的基本属性之一。对此,我们不必过分担忧和忌讳。但是,一旦功利性侵入教学的整个系统,甚至改变了教学的基本规定性,功利性就演变成了“功利化”。一般来说,“化”如果被应用到某些行为之后,就表示该行为所具有的基本含义已经贯穿其所修饰的某项活动的整个过程,并成为该项活动最显著、最本质、最重要的特征。教学的功利化意味着教学已经偏离其“育人”的本真状态,而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追求短期的、暂时的、外在的功绩和利益。教学的功利化倾向可以从国家秉持的人才观、教师践履的教化观和学生领悟的求知观中可见一斑。

       一、教学功利化的现状剖析

       我们之所以在教学前面冠以功利化,并非毫无根据。如果功利性的价值取向仅仅停留在教学系统的某一环节、止步于某一范围的话,我们尚不能贸然以功利化予以概括。但是,现实中教学却一再表明,功利性已经侵入教学的整个系统和每个环节,甚至已然成了教学据以存在的根据。

       (一)国家秉持:工具主义的人才观

       在一个后发追赶型的发展中国家,“时空压缩”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从最初就决定了我们的教学很难按照育人的本真目的去设计和规划,亦很难依循应然的方向去运行和发展。事实上,我们往往将教学视为拯救民族危亡、促进政治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工具。这种工具性的价值定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既源于教育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同时也是由人类满足生存需要后进而谋求更优越生活的普遍本性决定的。但是这种定位从一开始就绕过了教学的本体功能,走上了社会本位和国家主义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道路把学生当作阶级斗争或者经济发展的工具来打造,而很少考虑教学对个人精神和灵魂的涵养功能。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我国的教育目的不断地更迭,但是把人看作是政治进步的工具和经济发展的机器,把教学视为对肉体工具和活生生机器的规训的思想却一直没有改变。”[2]

       人一出世,便面临着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生存,二是存在。为生存的教学是作为“工具人”“生产人”的教学,它对于个体人是获得生活能力、谋取生活资料的问题,对于社会则是培养批量的掌握特定知识和专门技术的劳动力的问题。为存在的教学是作为“目的人”的教学,它着力解决的是人因何而生,生有何意,即个人生活的价值和人生意义的问题。前者由于指向的是从教学本源中衍生出来的功能而被称为教学的延伸功能,后者由于直接关涉教学中的人而被称为教学的本体功能。工具主义的人才观以功利化思维来看待和处置人,实际上是把教学的延伸功能作为教学的目的,而把教学中的人看作了实现该目的的手段,甚至为了某些外在的目的而束缚人、贬低人、奴役人。这就从根本上颠倒了目的和手段、本体和工具之间的先后与轻重关系。英国教育研究者伊丽莎白·劳伦斯(Elizabeth Lawrence)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它不问怎样使人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而是问我们应当教他什么技术,使他成为只关心生产物质财富的世界中的一颗光滑耐用的齿轮牙。”[3]这种培养具有固定规格的工具型人才的教学,对学生的主体性、独立性和创造性是极大的戕害,却正是功利化教学所需要的,也是功利化教学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二)教师践履:契约主义的教化观

       著名的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曾经说过:“现代性铺开的过程就是一个从传统社会所呈现的荒野文化向现代社会所推崇的园艺文化嬗变的过程。”[4]现代园艺文化导致了“公共知识分子”的隐匿乃至消亡,取而代之的是盛行于现代社会、散布于各行各业的专业技术人员。至此,一个以教书为谋生手段的新型专业化人员——教师便诞生了。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取代了传统社会以“僧侣”“官吏”“落第书生”等面目出现的非职业型的教师形象,开启了教师职业化的全新时代。随着教师职业化翩然而至的是教师与政府、教师与学生之间达成的“契约关系”。正如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所指出的,现代国家及其专门职业的出现,本质上就是人们彼此之间达成的一种契约关系。[5]

       在这样的契约关系中,政府预付教师工资,并以“行为规范”“道德规范”等形式出现的契约条例来管理和考核教师。教师要按照其与政府缔结的契约关系,向学生提供专门化的服务——传授知识。而“根据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的劳动理论,当劳动跨越了传统社会的文化边界,迈出了自给自足范围,并演化到以契约为形式、以交换为目的的阶段时,劳动的价值和性质便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嬗变,即从一种自由自发的活动,变成了服从和服务于外在要求,甚至一味追求物质利益的功利化行为。处于这种劳动关系中的每个成员,都沦落为其他成员实现其所达成目的的工具和手段”[6]。当教学演变为此种劳动形式,教学中有血有肉、完整丰满的人的形象便难觅踪迹。教师所关注的并非是学生的存在,学生仅仅是教师领取生活资料的依据,抑或是职称晋升的阶梯。教师所诉求的并非是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和人性的自由舒展,他所看重的是由于知识掌握、成绩提高、升学率攀升而带来的丰厚物质回报。为了能尽快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很多教师往往打着“都是为了你们好”“都是为了你们的将来着想”的旗号,不断对学生采用强硬、规训乃至有损学生身心健康的方法和手段。因此,契约主义驱使下的师生关系其实是一种未注入道德关怀、抽空情感交流的功利化关系。

       (三)学生领悟:实利主义的求知观

       教师以非道德的教学手段表达自己对学生的关爱和负责,而学生也被告知,要将此种暴力和强制作为一种赏赐而欣然接受。更加让人扼腕的是,学生不但自觉地接受了外在强制性的规训,还将这种并非由兴趣所引发的学习涂上了浓重的实利主义色彩。教学实践中,学生的学习多数只是作为获取外在功利性目的的敲门砖,而非教学本身所固有的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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