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12)06-0026-05 一、教育传统的羁绊 (一)迷信管理至上 管理本身不是贬义词，在社会生活中，通过管理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大家遵守共有的契约，是保证社会有序运行的必要条件，人类如果从强制性的社会约束与限制中解放出来，就会成为野兽，而不是变成一个自由式的个人。脱离一种合理的社会规范体系的支持，人可能沦落为一种最为可怕的奴隶状态，束缚在人的欲望的内在压力之中，成为自己的奴隶。因此，规范的限制本身是一种解放的力量，是一种教化的力量。只有在社会规范的保护和支持之下，人才能借助社会规范的力量走出盲目和放纵，才不会处于一种在黑暗的大海中没有任何指引的状态。[1](28)可是，随着科学理性的张扬，随着我们对效率和控制的迷恋，管理的易操作，高效率的特征，似乎更契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我们陶醉在管理带来的便捷的温床中怡然自得，逐渐遗忘了教育是育人的工作，它是一项复杂的、耗费精力的系统工程，简单的控制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当我们用管理取代了教育，当我们用规训替换了教化，当我们用科学遮掩了艺术，教育在程序化和简约化的道路上走得越远，我们就离教育的本真状态越远。在这种人为制造的现代教育图景中，教师生存需要的是权威、技术，而唯独不需要智慧。 教育现实中迷信管理至上，制约着教师教育智慧的生成，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可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回归的路到底有多远。事实上，我们发现在任何一所学校，在任何一个课堂上，总有一些教师，在努力突破传统的坚冰，以一己之力在践行着智慧教育，这就是希望，这就是火种，我们需要的只是矫枉和纠偏，我们需要的只是理想和责任，在原有管理的基础上，打开一条缝隙，让权力让位权利，让预设接纳生成，让简单孕育复杂，教育智慧就能重新焕发迷人的华彩。 (二)偏爱授受主义 最初的教育概念等同于学习，我们人类先祖的教育过程其实就是在社会生活中模仿学习的过程，他们在跟着父辈狩猎的过程中学会狩猎，他们在跟着母亲采集的过程中学会采集，他们在参加部落宗教祭祀活动中了解了宗教图腾和部落的伦理道德规范。后来随着学校和教师的产生，知识的授受成了教育的专有功能。这一传统的延续使得人类的文明得以代代相传，同时也使人类的知识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尤其进入近代以后，知识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知识的积累已经大大超过了人类的认知水平，人在有限的生命进程中，即使穷其一生精力也不可全部理解人类所积淀下来的知识精粹。但是已经确立了宇宙主体地位的人类，一直没有放弃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雄心，如何调和这二者的矛盾，也一直是近代人思考的问题。在“思”的痛苦中，我们终于发现：放弃整体，探究局部是一条可行的道路——即把知识谱系，按其性质分门别类，形成一门门学科，个体可以根据其爱好、兴趣以及能力倾向选择相应的科目。学科门类的具体化与精致化，确实是解决认知有限和知识无限矛盾的一条可行的出路，可是与之相应，教育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离不开授受主义。 走入日常的教育生活世界中，我们发现课堂是教师独演的舞台，学生是被动配合的观众，主题则是预设知识机械的排演，“教授”和“记诵”是主要的表演方式。在新式课程理念的指引下，我们强调要转变教学方式，于是我们看到许多新的变化，多了“角色扮演”，多了“虚假合作”，多了“徒劳的探究”，但是目的没变，仍然是知识授受，授受主义以强大的惯性主宰着教师的世界，形式的变化掩盖不了本质的沉重，喧闹的场面掩饰不住主题的单调。 (三)追求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人类的宿命，追寻确定性则是人类的本性。确定性与有序、必然、统一和可预见有关，确定性代表着人们对客观存在、普遍法则的认识。自从教育迈向科学化那一刻起，追求确定性就一直是教育的一个命题，从夸美纽斯开始透视教育现象，揭示教育规律就成了教育学者的责任和使命。经过多少代人苦苦的追寻与探索，目前似乎成绩斐然。充斥市场的教育书籍中，处处可见教育规律的总结。在教育的生活世界中，追寻确定性不只是学者的偏好，同时也是教师孜孜以求的教育理想，最明显的一个例证，就是教师对教学模式的钟情；对标准答案的追捧；对确定性知识的推崇。如果说，教学模式是一种简化的教学思想和理论，它通过某种便于理解的教学结构和易于操作的教学程序，把某些抽象的理论用比较具体的、形象的形式反映出来，为教师的教学提供了一个简单易行的教学行为框架，那么，过分地迷信标准答案和确定性知识，教师就会思维僵化，进而变为一个只知道按既定程序、机械操作的流水线工人。 教学不仅是在“教知”，也是在“教人”。在新的教学理念中，知识的学习要与学生的生活经验联系起来，只有这样，知识的学习对于个人来说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知识才在个体的生活中是生生不息的“活”的知识，是“生活的知识”即“生活的智慧”，也只有在这种教学活动中，学生才能够根据自己的经验、兴趣、自己的理解水平，能动地改造知识，赋予知识个性化意义，学生的主动性、参与性才能充分表现出来。这时知识的学习已不仅仅属于认知范畴，它已拓展到情感、人格等领域，伴随着知识增长的是人格的健全发展。追寻确定性可能为知识的学习提供了便捷的途径，但对于人的教育而言，确定性则是对人的发展多种可能性的框约。杜威就曾明确表示：这种停留在观念领域、纯理论上的对“确定性”的寻求，有可能错过我们实际上有可能得到的唯一“确定性”。因为，对一个充满风险的环境进行理智的支配，只有沿着实际的应对途径才有可能。[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