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6)12-0017-06 任何公民都属于特定的国家，因而，培育时代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是中国公民教育的应有之义。然而，公民教育被引进至今，仍未能使“公民教育在中国”转向“中国公民教育”，即公民教育本土化仍未完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时代公民要基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中国的“家文化”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既浸染了深厚的民族精神，同时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传承和实践民族精神的重要路径，理应在公民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家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 不同于西方强大的宗教型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伦理型文化。血缘关系的自然实体是家，家具有天然的稳定性和合理性，是中国伦理文化最为生动的实体性载体。中国人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关系是家庭关系，最亲的人是家人。中国人恋家、爱家，重视家庭道德建设，期望通过修身齐家，实现治国平天下，从而形成中国特有的文化——“家文化”。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文化实质上是“家的文化”。[1] 家文化在家庭中诞生、发展，其核心和皈依都是家庭。同时，家文化也给家庭以规则，对家庭中的个体以道德约束，因而中国人的许多道德修养和品格都与家文化有关。“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等关系是中国人第二重社会生活。这两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其社会的道德条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2]亲戚、邻里、朋友关系是血缘关系基础上扩展开的地缘文化，是家庭关系的延伸，中国人最为看重的还是第一重生活——家庭生活。基于此，几千年来，中国人智慧而果敢地经营着家庭，使得中国的家文化绵延生息，中国精神也历久弥新。正如福山所说：“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固然伤痕累累，唯一比其他机制更坚韧、更蓬勃的就是父氏制度的中国家庭，因为家庭一向就是中国人对抗外在险恶环境的避风港，而农民终于也了解他们唯一能够真正信赖的人，还是最亲近的家人。”[3]因家庭守护着作为中国文化基因的家文化，因而有学者发出了这样的呼吁，“家庭才是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4]。 家庭是自然的伦理实体，不仅是个人赖以生存的重要场所，同时作为社会的细胞，也是个人与社会、国家的连接点。家庭不仅孕育出中国的家文化，也培育了中华文化，是缔造中华文明的重要基地。“家文化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给家庭或家族提供了一套规则，而且是因为它泛化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家族以外的社群、机构，包括企业或国家都可被认为是‘家’的扩大。”[5]因而，中国强调家庭建设，重视在家庭中培育个体道德，其实，也是为社会、国家培育人才。蔡元培认为：“家族者，社会、国家之基本也。无家族，则无社会、无国家。故家族者，道德之门径也。”他特别强调“于家族之道德，苟有缺陷，则于社会、国家之道德，亦必无纯全之望，所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者此也”[6]。家庭作为道德教育的门径，加之家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有着重要的无法替代的地位，对孩子的影响一旦“入魂”，孩子的所有言行无不体现并坚守着这种影响，因而对个体具有很强的教化作用。家文化的教化作用，不仅出现在伦理型文化主导的传统社会，当今社会也同样如此。家庭是现代中国社会最具基础意义的元素，“无论对社会秩序还是个人生活，家庭都具有绝对的首要意义”[7]。在中国，家文化作为中国伦理与道德的基础，理应在当今公民教育中发挥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二、家文化：公民教育的重要支柱 家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公民教育必须基于家文化的伦理，才能真正生根发芽。但长期以来，我们把家文化与公民文化对立起来，认为公民文化是一种契约文化，家文化是一种亲情文化，甚至认为公民文化是现代先进文化，家文化是传统落后文化。产生这种对立的原因，一方面是对公民的肤浅理解，认为公民生活指向公共生活，而家庭指向私人生活，家文化与公民文化缺少交集；更为主要的是对公民教育的误解：认为公民教育引进自西方，西方的公民文化才是公民教育的“正宗”根基。这种将公民文化与家文化对立起来的认识，把家庭教育排除在公民教育之外，使公民教育失去了中国文化和伦理的根基。中国的公民教育要根植于中国的文化，不仅不能排斥家文化，而且要合理利用家文化对公民教育的作用，为公民教育寻找坚实的中国根。 1.家庭教育在公民教育中的地位 认为公民教育只是学校为培育合格公民所进行的教育，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理解。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在公民教育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公民个体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意识等是通过包括家庭、社区、朋辈群体、学校、大众传媒、宗教机构等方面的共同作用形成的。而家庭与社区作为公民个体早期成长所处的环境，对公民个体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意识以及道德观念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8]。事实上，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东方国家普遍重视家庭对公民的形塑作用，以新加坡尤具代表性。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执政之初，面对多种族、多文化、国家认同感较低的国情，主要就是通过伦理道德教育渗透国家意志，抓住“家文化”中的“孝道”，从而成功地培育出时代需要的新加坡公民。作为对西方价值观渗入的一种反应，1990年，新加坡发表了《共同价值白皮书》，其中提出五大共同价值观，分别是：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9]这五大价值观明显体现了东方社会以伦理型文化为主导的特征，有效地“避免被西方价值观所淹没”，“沦为一个邯郸学步的伪西方社会”。 事实上，无论是否将家庭教育纳入到公民教育的体系中，家庭对公民的形塑都无时不在。以家庭中的核心价值观——家风、家规为例，不论古今，不论阶层，在中国，家风家规都对培养社会需要的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14年春节，央视推出的大型海采节目《家风是什么》中，来自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背景的采访对象提出的家风，包括了“修身养性”的个体道德、“仁者爱人”的家庭伦理、“忠恕之道”的社会公德和“精忠报国”的民族气节等方面[10]，这些都在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上形塑着中国公民的伦理。正如央视新闻联播对“家风”的宣传词：“家风是一个模子。一个人能不能成才成器，算不算一个好公民，很大程度上要看这个模子怎样塑造他。”公民教育，不仅有学校的力量，更有家庭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