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里·伊格尔顿迄今长达五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发生的最为重大的事件，应该是他在1976年出版的《批评与意识形态》一书中对雷蒙德·威廉斯进行的相当严厉的批评。威廉斯是当代英国卓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①，是伊格尔顿在剑桥读本科和研究生时的导师以及后来的同事和战友，深受伊格尔顿爱戴。伊格尔顿的第一本专著《莎士比亚与社会》(1967)特别说明是献给威廉斯的，说“没有他的友谊和帮助，就不可能完成本书”②。这本书的书名本身就让人想到威廉斯的经典之作《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1958)，二者的相似不仅在于论题的框架设置，也在于基本立场：强调个体与社会、社会与文化、各个文化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整体关系，倡导一种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积极参与、共同创造的社会主义“共同文化”(common culture)。威廉斯不但以其学术思想深刻影响了伊格尔顿，而且其朴实宽厚、安静优雅、舒展从容、条理严谨而坚忍不拔的人格魅力也深受伊格尔顿的敬佩，后者在不少场合对老师的学问人品给予深情赞美，这与他对那些装腔作势、刻薄冷漠、自以为是而五谷不分的“牛(桥)人”(Oxbridger，牛津人、剑桥人的合称)的鄙视形成了鲜明对照。因此，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伊格尔顿仍然特别体谅威廉斯，指出他像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一样“与欧洲大陆几近隔绝，国内学术资源贫乏，除了斯大林主义和唯心主义，没有‘上层建筑理论’可资援用”③，几乎是单枪匹马地进行批评理论的建构。不过尽管如此，伊格尔顿还是直言对威廉斯的批评，认为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政治改良主义者”、“民粹主义者”、“人本主义者”、“唯心主义者”、“左倾利维斯主义者”等。这一举动让读者感到来得太突然，于情于理都有些措手不及。 具体来说，伊格尔顿认为威廉斯在论述社会文化问题时过于倚重个体的经验或生活体验，“经验”成为威廉斯学术建树的母土，“对经验的这般坚持，对‘体验’优先的这般执着，构成了贯穿威廉斯全部著作的一个核心主旨，这是威廉斯著作的强大力量所在，同时也恰恰造成了其明显的局限。在上文中，我对自由人本主义提出质疑并对文学批评所受的影响做了简要评论，但是还未提及‘左倾利维斯主义’，而威廉斯可谓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Criticism：28)。在伊格尔顿首创的这个“左倾利维斯主义”(Left-Leavisism)概念里，“左倾”一词似乎意在顾及威廉斯多年来的社会主义追求，但是这个修饰语并不影响总体上把威廉斯判定为利维斯主义者，而且是其中一支的“主要代表”。这一定性定位无疑是十分严厉的，它把威廉斯排除在伊格尔顿自己所属的马克思主义队列之外，而且显示出应该从根本上清理威廉斯思想的错误的倾向。按照伊格尔顿的一贯立场，利维斯及其追随者即剑桥学派或日“《细绎》派”是英国现代批评传统的代表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捍卫者，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破除利维斯主义的深重影响，因为利维斯主义不仅顽固地据守着英国文学和文化的意识形态主堡垒，而且广泛渗入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阵地，威廉斯可谓活生生的例子。在伊格尔顿的举证中，威廉斯与利维斯主义的关键联结点是对“经验”的先验式推崇，“《细绎》所标举的‘实用批评’集中体现了一种幼稚的感性的经验主义，它试图通过‘渐进’的方式，用生活经验的直接性来验证各种美学范畴。这种将普遍性溶解于‘体验’之中的方式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力量像艾略特将意义的关联拆解成诗歌的具体之物一样突出”(Criticism：15)。如果说从更大的历史维度看，利维斯主义延续了经验主义的英国思想传统，“左倾利维斯主义者”威廉斯自然也无法脱离这条传统之链，伊格尔顿对这一关系脉络讲得非常清楚而明确：“这种人所共知的英国式经验主义经过《细绎》，成为贯穿威廉斯著作的主动脉，这一点就从他对大卫·休谟的特别崇敬中也能看得出来。”(Criticism：23) 尽管伊格尔顿对威廉斯和利维斯主义以及整个英国批评传统作了深入挖掘和猛烈批判，但是《批评与意识形态》的主要任务在于提出一套有效可行的唯物主义文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结果显示伊格尔顿不负众望，通过文学生产方式(literary mode of production)、一般意识形态(general ideology)、作者意识形态(authorial ideology)、审美意识形态(aesthetic ideology)、文本生产(textual production)、文本意识形态(textual ideology)、意识形态生产(ideological production)等一系列经过特殊界定的概念，建构起以“文本学”(science of text)为主体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堪称马克思主义文论史上的一次重大创举。 《批评与意识形态》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阿尔图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或启发，对此伊格尔顿本人也坦然承认。然而，伊格尔顿很快就调整了自己的学术方向，重新强调文学和文化理论的政治本质和功能，主张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采取积极主动的阅读方法，在文本中发掘和注入有助于当下政治实践的各种意义，而不是拘泥于“科学的”客观、精确、严密。作为这次“转向”的路标，《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1981)从阿尔图塞的资源转向本雅明和布莱希特的方法。本雅明的启示是，“历史”的价值在于现在，是过往“记忆”在当下“紧急关头”激发出来的对未来的启示和顿悟。要让逝者得到安慰和安息，不让悲剧重演，就必须全力击破已经板结的历史，在“往事”的废墟里种下未来的希望之树。如果说本雅明提供了历史哲学的一般启示，那么伊格尔顿从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和舞台实践中得到的是一种具体的文学批评的可能性：文学读者并不是只能像传统的戏剧观众一样做“受众”——被动地接受信息转入，而是可以像布莱希特的观众一样审验剧本，甚至可以参与创作出各种潜在的文化剧本。据此，伊格尔顿提出了革命批评的几项重要任务及方法策略：“第一，通过已经转换了的‘文化’媒介，参与作品和事件的生产，为了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效果而将‘现实’虚构化。第二，作为批评家，应该暴露非社会主义作品的修辞结构及其产生的不良效果，以此与现在已经很少被人提及的‘虚假意识’做斗争。第三，对这些作品进行尽可能‘格格不入’的阐释，以占用对社会主义有价值的一切资源。简言之，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的实践是投入型的、论战型的和占用型的。”④这种典型的文化政治批评方法在伊格尔顿后来的直至今日的学术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贯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