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07)06-0091-06 韦勒克·沃伦在《文学原理》中谈到文学评价时认为：“无论如何，我们是先有了感兴趣的经验然后才去进行评价的。我们在估价某一事物或某一种兴趣的等级时，要参照某种规范，要运用一套标准，要把被估价的事物或兴趣与其他的事物或兴趣加以比较。”“人们要评价文学必须根据文学的文学价值高低做标准”[1]283,284。但长期以来，由于我们的文论家及批评家大多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对应的话语阐释基础，以及冷静的审视能力，导致我们对西方理论容易媾和认同，找不到自己的独立话语和个人位置，提不出自己的东西，思考不了真正的具体问题，在言说方式、话语规则、学术套路上唯西方马首是瞻，说些不痛不痒的话，发些不温不火的文章，热闹一阵马上随风而逝，剩下的只是命题、概念的狂欢，结果导致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独有的表述、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一旦离开了西方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论界为了突破这种窘况，开出了许许多多“药方”：如中西文论的对话、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等等，不一而足，文论界及批评界也确实作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但1990年代之后，随着一个多元、杂语、物质化时代的粉墨登场，“文化研究”乘着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与理论》一书的东风，踏风而至，迅速波及到整个文化界，这一点从之后的出版刊物及学者的参与程度上可略见一斑。伴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文论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名词、命题的移植，“文学死了”、“文学扩容”、“文学越界”、“审美泛化”……等等，无论是反对者抑或赞成者，谁也不能对文化研究无动于衷，置之不理。 一、文化研究兴起的语境及价值诉求 特雷萨·德劳拉蒂斯认为，理论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涉及物质、社会、性别、种族以及使主体理论化的知识史，“60年代以来的运动理论都是基于参与权力争夺的社会实践而发展起来的，以表达被抑制的知识为特征。”[2]“文化研究”在中国语境下的兴盛也不是空穴来风。 首先，“文化研究”续接了1980年代的“纯文学”讨论。20世纪80年代，带有突出的思想革命和意识形态调整性质的、以“拨乱反正”为象征符号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再度言说现代性叙事提供了必要的历史前提。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回归的呐喊摧毁了卡里斯玛神话，一个以“个人主体”为建构目标的“人”的伟大叙事再一次成为引人注目的话语特征。现代性再次成为整个社会的核心叙事话语或元叙事，成为波及到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艺等方面的一种强大的文化思潮。文学文本开始离开“阶级性”、“党性”的公共话语空间，将融入西方中心话语的私人话语建构标举为一条普遍有效的更新之路，并以鲜明的个人化叙事方式关注着单个人的生存状况与活动，表达了公共话语对忽视人、压抑人的义愤和控诉。即使是在书写“历史”，也是一种个人化和心灵化了的历史。以“个人化”和“心灵化”的强调来反抗“造神”运动和“左倾”极权话语，对作为宏大叙事的公共话语合理性进行质疑，尽力解构“政治”这一“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立场”。当人们从“服务论”、“从属论”、“工具论”等极左权力话语的禁锢下解脱之后，文学研究也开始向“内转”，当时人们对形象思维、典型、现代主义等的探讨其实就是出于这一目的。高行建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之所以红火一时，还使作家冯骥才读后兴奋得“像喝了一大杯味醇的通化葡萄酒那样……叫人高兴”。兴奋之余，他还富于诗意地把现代主义称为“好像在空旷寂寞的天空忽然放上去一只漂漂亮亮的风筝”，就是因为《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从反驳认识论文艺学对文学本质的穷究导致对艺术内容的过分强调，以及把形式看作内容的附庸和帮衬、“为内容牺牲形式”“为思想丢弃语言”的极端倾向出发，从现代小说文体的角度，对现代小说的构成方式、叙述视觉、语言特性、语体特征、审美形式等艺术性因素作了较为新鲜的阐释，把内容和形式相剥离，着意于对文学形式的审美追求，蕴涵着对文学自主性本质追求的内在渴求。特别是1985年后，各种新潮小说与理论纷至沓来，“自律性”、“自主性”、“审美性”等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西方各种专注于形式研究的理论如：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陌生化”、“文本”、“结构”等名词被人们争相引用。在当时很多文论家看来，“纯文学”是没有实用目的的，不能作用于教育或宣传，是和社会、历史、生活无关的，纯文学就成了一个以个人主义来抵制共名状态的时代主题的一种策略，以文本追求来回避政治话语的“入侵”，摆脱僵硬的意识形态的压制。但“纯文学”的提倡使文学彻底失去了更深层次的生活激情，失去了对社会的关注热情，成为知识分子自恋、逃避责任的借口，一味的“零度写作”、“语言游戏”、“削平深度”、“纯文学”、“能指的狂欢”、“叙述的迷宫”、“文本的快乐”……文学面临着难以解决的困境，亟须新的理论资源予以补正。 其次，长期以来，中国文化语境下所形成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在文人心中有着根深蒂固的“深层结构”，尽管借助于现代性的提倡，使批评家在“文革”结束后能迅速掀起一股强大的“纯文学”呐喊，也确实取得了极为引人注目的成绩。但时过境迁，在“纯文学”面前冷静下来的文论家们开始思考：文学是作家创作的结果，而作家作为社会的一员是不可能脱离其生存环境，不可能不表达某种或浓或淡的社会人生情怀、包含着或深或浅的政治或意识形态诉求。文本所表现或再现的内容都是直接或间接的来源于社会生活，文本所有的题材都与历史社会密不可分，就是语言、技巧、结构的安排也都具有鲜明的社会性，这就使“纯文学”遭遇尴尬。同时，作为一种强大的“影响的焦虑”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于在近现代中国语境下的深远影响，并不能轻易地加以抛弃，当人们扯下蒙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上的那层或被庸俗、或被神圣的面纱后才发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批判性、实践性、政治性仍然有着别的理论所不具备的发言权，它不仅可以对特定社会历史阶段作宏观整体的把握，而且还可以包括一种如巴尔扎克所说的那种能够“深入到时代五脏六腑之中”去透视时代、理解其内在实质的能力。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坚持把文学研究与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道德、宗教、科技发展水平乃至民族的传统与心理素质，以及与民族或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复杂、多元因素的有机融合，从文学现象入手进行广阔的文化研究再返回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方法，无疑对我们的文学批评有着极为有益的借鉴意义。其对《济金根》的分析、对歌德在文学史上地位的总结、对堂·吉诃德的鉴赏、对挪威文学繁荣的剖析，都是文学批评中的经典。怎样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增强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言说的合理性，怎样复活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阐释力和回应权，怎样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当时的文学实践相结合，这些都为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盛培育了接受的心理土壤。 第三，知识分子始终警醒着两种力量的干扰：即政治／权力。这一点使知识分子在新时期伊始借助于思想启蒙的强大推动，在“文革”结束后能迅速取得社会话语权，“启蒙”、“人”、“自主”等宏大叙事能迅速成为当时语境下的主导语码，摆脱霸权话语的钳制（尽管背后依然存在着权力的扭结），知识分子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不再是“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而是社会的楷模和人们景仰的知识符号，他们无疑成了时代的话语英雄。无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还是“改革文学”，其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知识分子就证明了这一点。但19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商业／金钱”又成了知识分子另一种更深的焦虑，曾经的理想抱负，曾经的万丈雄心，都被金钱“风吹雨打去”，曾经被知识分子所不齿的那些商海中的弄潮儿摇身一变却成了社会的话语英雄，成了社会的宠儿和人们争相膜拜的对象。知识分子日益边缘化和无语化，日益丧失了面对社会的发言权。怎样重建知识分子的言说权？怎样为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热情找到一个契入点？成为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深层焦虑”。在此语境下，“文化研究”的参与性、批判性和实践性给了他们一根救命的“稻草”，迅速取得整个社会文化场域内的主流话语。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1985年詹姆逊在北京大学进行4个月的讲学后出版的《后现代文化与理论》一直到1990年代后才令知识分子们如获至宝，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