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24(2007)05—054—059 文学研究有不同的方法，关于方法的选择和流行就不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成为一种时代话语。在它的背后有对象、时代的不同和研究主体的选择。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划分之所以能在中国被接受和流行开来，也有它自己的命运。应该说，文学的内部与外部概念的区分及其使用早已存在，盛行于中国文学理论中的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就隐含了内外的差别。但作为方法论的自觉，或者是说作为一种话语的反思和传播，则主要来自于1984年由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共同翻译，三联书店出版的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2005年，又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它的“修订本”。 韦勒克、沃伦抱着“文学研究应该是绝对‘文学的’”[1] (P19)目的写作了《文学理论》，他们把文学研究区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认为文学的外部研究主要侧重于文学与时代、社会和历史的关系研究，具体体现为文学和传记、文学和心理学、文学和社会、文学和思想、文学和其他艺术等问题的研究。文学的内部研究是指“以文学为中心”，对文学存在方式的研究。它把文学作品分为四个层面：声音、意义、意象与隐喻、诗的神话等，文学的内部研究是对四个层面的研究，同时还有对文学类型、文学评价与文学史的研究。一本书并不能改变一个时代，但它可以促进时代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发生变化。作为新时期“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第一辑四本之一种的《文学理论》的翻译和出版，也推动了中国新时期文论话语的转换和变革。该丛书主编之一的王春元在1984年汉译初版本的“中译本前言”里对作者韦勒克和沃伦的著作的基本理论做了概括和介绍，并不忘提醒读者注意作者的“形式主义立场”与当时的“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存在“根本的差异”，“特别是当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范畴时，作者不惟评价甚低，而且往往做出很武断的错误解释”，但它还是可以作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借鉴之用。[2] (P2)不知为什么，在初版本里，没有译者的“后记”对翻译的过程做些说明，只有“翻译说明”而已，且只是说到了翻译的分工情况。一下到了2005年的“修订本”时，又取消了原来的“中译本前言”，而由译者刘象愚写了《韦勒克与他的文学理论(代译序)》，他把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看作是《文学理论》的“第一个重大贡献”[3] (P8)。时代语境不同了，对事物认识的眼光也有了不同。应该说，《文学理论》在中国的影响主要还不是它的“外部研究”，而是“内部研究”。事实上，韦勒克、沃伦自己也对文学的外部研究持了反思和批判的眼光，他认为：“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无论怎么说，毕竟只有作品能够判断我们对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所产生的兴趣是否正确。”[1] (P145)那么，文学的外部研究是“根据产生文学作品的社会背景和它的前身去解释文学，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研究成了‘因果式的’研究，只是从作品产生的原因去评价和诠释作品，终至于把它完全归结于它的起因(此即‘起因谬说’)”[1] (P65)。这种研究对理解作品的价值、探讨文学活动的特点、规律是有价值的。但它的“研究起因显然绝不可能解决对文学艺术作品这一对象的描述、分析和评价等问题。起因和结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那些外在原因不能产生的具体结果——即对文学艺术作品——往往是无法预料的”[1] (P65)。并且，它对文学起因的解释也被“过高地估计”了，不能解决“分析和评价”等文学批评问题。[1] (P66)显然，作为美国新批评理论家，他们宣扬的是文学的内部研究，是文学的形式研究，而不是文学的原因、作家和背景的研究。 这契合并融入了中国新时期文论和文学研究对传统社会历史研究的反叛和超越，推动了形式主义文论思潮的生成和发展。中国新时期文论和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隐含着两条发展线索，一是从文学的社会历史阶级论向文学的人性论转变，经过了从文学的“人性论”到“主体论”的发展；二是从文学的“人论”到文学的形式主义的“文”论的发展。前者是启蒙主义和人本主义文论，后者是科学主义和形式主义文论。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提出就是中国新时期文论发生分化和转变的标志。它对内部研究的推崇就为形式主义文论和文学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对文学性的维护和坚守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后盾。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重视对西方以文本为核心的形式主义文论的系统翻译和介绍，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芝加哥学派、原型理论、结构主义诗学的主要著作在中国均有翻译，其代表人物也有详细的介绍。这些翻译介绍引发了人们对文学独立性的思考，也就是文学本体的关注。文学性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罗曼·雅柯布森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文学术语，他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文学性主要是指文学文本有别于其他文本的独特性，也就是对日常语言进行变形、强化、甚至歪曲所产生的新的语言形式。其他形式主义批评家如巴赫金、热奈特也曾使用过文学性概念，稍后兴起的英美新批评也同样致力于诗歌语言的描述与研究。如克林斯·布鲁克斯的“悖论”和“反讽”、阿兰·泰特的“张力”、兰色姆的“肌质”、沃伦的“语像”、瑞恰慈的“情感语言”、燕卜逊的“含混”等等诗学概念，实际上都是从语言和修辞的角度描述文学性的构成。 文学性是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没有一个抽象的、永恒的、客观的文学性，只有具体的、历史的、实践中的文学性。把文学性作为文学的本质属性，它与文学史上关于文学的形式整体性、情感表现性、艺术形象性、语言表现性等说法一样，都不过是对文学特征的种种描述，文学的定义都只是文学在不同时代所呈现的不同话语而已，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无论怎么变化，它都与文学在时代中所面临的不同境遇有关，如文学的历史传统、社会遭际和其他学科知识等等。把文学理解为形式本体，这实际上是新时期中国文论和文学研究对文学的政治话语的极端厌恶以及采取的革命行动。把文学的声音、意象、隐喻和文体等形式看作文学的本质，与把文学看作是政治、革命、阶级和人民的文学，甚至是启蒙、人性的文学，都构成了一种尖锐的对抗。对前者的坚守和维护无疑就会引爆文学研究的方法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