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政治”这个词一直名声不佳。至少在文艺学界是这样。文艺学界一个普遍流行的看法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政治化是其最大的历史性灾难，它直接导致了文学理论自主性的丧失，使之成为政治的奴隶。从而，自然而然地，文学理论的出路在于其非政治化或去政治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共识，以至于任何试图重新引入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的言论，都可能被视作是一种“倒退”——倒退到“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革”时代。人们已经习惯于把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自主性”等同于其非政治性，进而等同于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这样一来，重申文学理论的政治性或政治维度似乎就有反现代之嫌。 如果我们考虑到那么多文学研究的业界人士在极“左”年代的不幸遭遇，以及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在那个时期的凋敝和荒芜，对政治的这种排斥、抵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必须指出；这种广泛流行的“共识”在学理上却是未经认真审理的。说它未经认真审理，是因为它对“政治”这个术语、对文学理论和政治关系的理解是以特殊时期的特殊经验为基础的，并把特定时期、特定语境——中国极“左”时期——中的“政治”理解为普遍意义上的“政治”，进而把特定时期、特定语境中的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普遍化为文艺和政治的常态关系，并且不顾语境的变化坚持这种理解。在此基础上，它还简单化地把“政治性”和“非自主性”这两个概念混同使用，好像文艺学知识一旦和政治（不管是什么样的政治）沾边就必然丧失自己的自主性。可以说，在文学理论的知识场域，“政治”是一个被极大地毒化了的概念，一个让许多标榜“自主”的学者避之唯恐不及的概念。 我下面要论证的观点是：在极“左”时期，所谓“政治”指特定的政治乃至政策，所谓文学理论的“政治性”实际上是指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必须为主流意识形态政策服务，其本质是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所实施的控制。显然，这种特定时空中产生的文学理论和政治的语义关联模式并不具有普遍有效性，据此而得出的文学理论自主性与其政治性不能共存的结论同样不具普遍有效性。 在进入详细的论证以前，一个非常简单的比较可以支持我的观点：西方当代诸多类型的文艺学知识都是非常政治化的——尤其是被冠之以“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的文艺学批评／理论，比如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少数族裔批评／理论、生态批评／理论等等，但是它们的政治化并没有导致西方文艺学知识生产的凋敝，没有导致类似中国极“左”时期文艺学知识的一元化、封闭化、独白化，更没有导致骇人听闻、让我们至今心有余悸的对大批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者政治迫害；相反，这些极为活跃的所谓“政治批评”极大地激活了西方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使之呈现出空前多元、繁荣、活跃的局面。它们也没有导致西方文学理论自主性的丧失——这里的自主性是指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场域相对的学术独立性（当然，这也是自主性的本义）。 当然，上述分歧的逻辑前提是对“政治”这个概念的不同理解。实际上，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西方政治学界，“政治”都是一个被极大地败坏了的概念，我们有必要恢复其尊严和荣光。 一、言说能力的培养与文学的政治性 在我国的文学理论言说语境中，“政治”的含义一直是非常狭隘的，其根源当然要追溯到中国现当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极“左”的“文革”时期。“文革”时期强调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基本上等同于文艺要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具体的方针政策。这样的理解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中有其自身产生的历史原因和意义内涵，但却长期制约了我们对文艺（以及文学理论）与政治关系的一般思考，直至今天依然如此。扭转这个“政治”视野的途径之一，我以为是引入阿伦特和哈维尔的政治理论。 什么是“政治”？在阿伦特的理解中，“政治乃是人的言谈与行动的实践、施为，以及行动主体随这言行之施为而做的自我的彰显。任何施为、展现必须有一展现的领域或空间，或者所谓‘表象的空间’，以及‘人间公共事务’的领域。依此分析，政治行动一旦丧失了它在‘公共空间’中跟言谈，以及跟其他行动者之言行的相关性，它就变成了另外的活动模式，如‘制造事物’与‘劳动生产’的活动模式”①。从这个简要的界定看，与政治紧密相关的核心概念是“行动”、“公共领域”、“言谈”，因此，要理解阿伦特的这个政治观，必须理解她的“行动”理论和“公共领域”理论。② 在《人的条件》一书中，阿伦特通过与“劳动”及“工作”的比较，论述了“行动”的基本含义。阿伦特把人的基本活动分为三种：劳动（labo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这三种基本活动对应于人的三种基本条件。“劳动”是满足人的生物需要的活动，其目的在于为生命过程提供维持自然生命所必要的物质。它“对应于人类身体的生理过程，而人类身体的自发生长、新陈代谢以及最终的死亡，都受制于劳动所生产并纳入生命过程的那种必然性”，因而“人的劳动状态就是生命本身”③。“工作”是指人类通过技术制作人工制品的活动，它“对应于人类存在的非自然性”。工作“创造了一个与自然环境截然不同的‘人工’世界（artificial world of things）”；“个人生命被囿于该界域内，但这个世界（即工作这个人工的世界，引注）却意味着对所有个人生命的突破和超越”。④ 这个世界可以超越各个个体的生命而存在。 行动是与劳动和工作都不同的活动。劳动和工作都是以物质（经济）需求和生理需要为核心的，属于人的自然性范围，而人的自然性无法构成政治实践的条件。行动是主体的自由实现活动，其基本前提就是超越物质（经济）需求。与此相应，行动得以展开的空间，即公共领域，必须与物质—经济活动的空间（私人领域或“社会”）区别开来，物质（经济）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界限的消失必然摧毁行动及其依托的公共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