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在部分学者看来，把社会主义（尤其极端年代的社会主义）与现代性相联，似乎是难以理解的事情。然而若想全面客观地把握和评价中国在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发展水平，从世界历史和现代性的高度，采用比较和联系的方法，研究中国现代性方案的设计和实践非常必要。我认为，就文学理论的回顾和发展研究而言，重提社会主义并提出中国文学理论的社会主义现代性问题，既不是向20世纪60、70年代“极左”意识形态的文学工具论回归，更不是向80年代启蒙主义对“极左”文论的批判回归。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本文拟从现代性反思的理论视野出发，重新思考20世纪中国文论的社会主义内在本质规定问题，或从社会主义的视域审视20世纪中国文论的现代性问题。对于这一理论任务，国内学者已有所涉猎，然而由于该种言说自身还存在种种不足，以及西方现代性理论在国内学术界处于压倒性的话语优势等原因，中国文学理论的社会主义现代性言说被不协调、不恰当地边缘化了，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阐述社会主义与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关系非常必要。 从某种程度上说，国内学界一直忽略了西方现代性理论中的社会主义言说部分。哈贝马斯在对晚期资本主义危机进行分析时一度注意到现实社会主义的合法性问题，但未能把它当作一个理论及实践课题去对待。有人认为，哈贝马斯的相关考察理当成为中国学者思考现实社会主义合法性问题的一个起点①，然而这个被哈贝马斯悬置的课题却并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卡林内斯库在探讨现代性问题时，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把欧美开放社会的现代性称为“真正的现代性”，而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现代性称为“虚假的现代性”、“冒牌的现代性”和一种意识形态的迷向状态②。社会学家埃森斯塔特把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与政治纲领中的现代性叙事当作是现代性的文化纲领的“一部分”来看，但又认为它们“还现代得不够”，因而称之为“现代性的阻碍与扭曲”，是对现代性的一种错误表述和有缺陷的解释③。以上二人关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表述都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对抗色彩，对于我们这些处在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中的中国学者而言，对其学说做出理性的思索和回应理当成为现代性论争的重要理论课题。另外，大卫·格里芬从悬置意识形态对抗的后现代视角所作的社会主义现代性论述更值得注意，他不仅把社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的一种形式，而且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认识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具有现代理性化的特点④。虽然格里芬只是从经济形态上评价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而忽略了社会主义的文化和文艺，但他毕竟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提供了思考问题的新方法。比如他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现代性形态都是有缺陷的，都应当被建设性地终结，这种观点打破了现代性理论的西方中心论。与之思路类似的还有布赖恩·斯温，斯温在把社会主义当成现代性叙事的一个版本的同时，也指出了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共有的缺陷⑤。由此可看出，虽然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在结论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们往往能够在立足于自身现代性和制度系统的同时，也关注到社会主义的现代性问题，并考虑到其他现代性方案存在的可能性，然而，处在社会主义制度系统内部的中国学者却对他们的这些言说，以及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性问题都没有多大兴趣，这的确耐人寻味。 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性这两大论题，中国学者需要对其背景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二者的合法性“统治”的规范系统与现代性之关系，这需要一种社会学的分析。现代性反思应当基于对社会的合法化危机的反思和诊断之上，然而近年来国内的现代性论争并没有这样一个社会学的分析平台，缺乏一种从社会学出发对社会主义所作的现代性分析。而惟有既立足于本国社会的现代特征，又对西方的现代性做出纵与横、现实与意图的多层面的联系和比较的阐释才符合其要求，若是单纯从80年代新启蒙的批判立场的分析出发，即使跟社会学的分析有关，也往往会囿于个人生活的得失成见，是很成问题的，而绝不可能成为一种现代性的分析。这种缺乏也为文学理论和审美领域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讨论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再者，社会主义叙事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的，它从意图上、理想类型上实际处于更加“现代”的阶段，然而为什么我们竟然可以从学术上轻易悬置关于社会主义现代性问题的讨论，把社会主义从现代性的论域中放逐，将这样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课题加以抛弃？当我们把西方学者自身面临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课题摆在台面上时，似乎我们面临的是与西方同样的问题，那么社会主义的考虑究竟应被置于何地？当我们面对本国20世纪的宏观问题或社会主义现代性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否继续用“物欲的膨胀”之类的话来搪塞？然而在绝大多数论者那里，现代性理论仅被等同于对普遍资本主义的一种判断或说明，而中国只是被纳入这个体系的一部分。因而在他们眼里，现代性言说似乎可以完全抛开中国的制度背景不管；要么就是以为，重提社会主义似乎本身就是在制造二元对立，是一种比较陈旧的思维方式。这种看法无疑是一种误解，它把在历史上作为对象形式而存在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与按照其本性对现代性的回顾混同起来，这使他们的现代性言说不仅缺乏理论资源，而且失去了对象。 本文将以国内现代性研究的上述原则性问题为思考线索，从操作层面上对中国文学理论的相关问题加以展开：1.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文论现代性研究中的概念误置问题。分析该问题的目的在于指出国内学术界文论现代性研究中的根本缺陷何在。2.中国本土现代性及文论现代性的质态问题，或其整体结构和根本性质问题。阐述这一问题的目的在于确认中国本土现代性的独特品质，并对中国本土的现代性及文论现代性的构造做出适当的分层，认清它的本质规定。3.中国文论社会主义现代性命名的必要性、理解时限、历史描述和重建等问题。本文认为中国现代文论和当代“文革”文论均具有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基本品质规定，并在未来的文论重建中负有责任。有的学者已经能够认同建国以前中国文论的现代性品质，然而却把“文革”文论视为畏途，这实际上是不愿承认或不能够正视“文革”文论所导致的结果。为此，分析“文革”文论的现代性和价值也是本文的目的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