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艺是为人民的文艺，是属于人民的文艺。人民在人民文艺中是真正的主体，是被表现的本质性对象。因此，人民文艺的审美特质实际上就是人民的审美特质，是人民作为文艺对象的审美呈现。正是由于人民的独特的审美意味，才使人民文艺成为可能。不了解人民的审美特质，就不能读懂人民，也不能把握人民文艺的精神实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的审美特质就是人民文艺的审美特质。人民文艺与其他文艺的根本性区分就在于人民文艺所蕴含的体现人民特质的美。总体来看，人民文艺的审美特质主要有如下一些方面： 一、人民文艺的真实之美 真实性是文艺的生命。任何优秀的文艺作品都具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都具有真实之美。那么，我们这里特别指出的人民文艺的真实之美，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早在上世纪20年代，我国文艺理论家潘梓年就在其著作《文学概论》中阐发了“真实非实在(Reality not actuality)”的思想，指出真实并不像普通人所认为的那样：合乎实在的就是真，不合乎实在的就不是真。实在不可能都是真实的，真实也不一定都是实在的。他在书中写道：“实在不都是真实。‘实在’是混杂的，散乱的；‘真’是纯粹的，清晰的。实在界里自然有真的分子，可是也混杂着一些糟粕——非真的分子。这个乱杂里的真，通常人不易(甚或不能)分别得出，须得有求真者在这混杂里，把相混糟的粕去掉，单选出‘真’的来，把这‘散乱的真’整理成‘清晰的真’提来供给他们看时，他们才能认识。……科学不是别的，只是把枝叶删去，独捡出可以组织成真正的知识的材料；艺术也不是别的，也只是删去一切枝叶，独把真能表得出深刻的情绪的材料捡出就是了。”“真实不必定要有实在。‘实在’是表面上的，破碎的，‘真实’是深入的，完整的。我现在只是把实在里假的分子丢开，单挑出‘纯粹的真’来，还不能得‘完全的真’，必得要用理想在实在界不完全的地方，添补上什么，才能有完全的真。”[1] 可以说，人民文艺的真实之美，就在于这真的本质性和彻底性上。文艺真实的主要方面，体现在其对于生活的反映。而生活是分层次的，有较浅层次的生活，也有较深层次的生活。这就像大海，上面有美丽的浪花或汹涌的波涛，但这些都是相对浅层的，深层的则是深海潜流——这才是大海的真正力量之所在，是大海运动的真实面貌。本质的、彻底的真实就是表现深海潜流，而非只是采撷朵朵浪花。这样的文艺作品当然也可以写浪花或波涛，但写这些的目的应是为了表现更深层的事物。而深海潜流就是人民。劳动人民既是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也是时代的精华、时代的力量、时代的未来。文艺表现时代、反映生活离不开人民，离开人民的时代和生活是抽象而空洞的时代和生活，是没有本质、缺乏力量的时代和生活。只有人民能够代表时代，只有他们才是时代的真正本质之所在；文艺作品只有表现人民，以人民为中心，才有可能表现新时代、引领新时代，甚至创造新时代。人民文艺的真实之美就在于此。 人民文艺的真实性还是一种整体性或总体性的真。就当前的创作实际来看，比如，表现战争一般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整体模式，以这种模式展开的战争表现往往有着丰富的背景和本质性层面的揭示；一种是局部直观模式，把战争孤立为一场场厮杀，隐匿或省略背景，拒绝本质层面的意义展示。要有效地接近真实，战争背景的展示和挖掘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对我国现代的反侵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不挖掘时代的、经济的、民族的、阶级的、政治的宏大背景，就无法看清战争的根源及其本来面目；这两场战争都是人民战争，没有人民性背景的表现，不揭示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那种或自发或自觉的支援行动和向背态度，同样不能触摸到战争的深层部位获得真实的历史感觉。以整体模式去探索战争的本质，离不开唯物史观。在传统的(或者说经典的)革命战争题材文艺作品中，人民群众是作为战争的重要背景和重要力量出现的。在解放战争中，仅沂蒙支前民工就达1018523人，支前小推车达到了314279辆，担架60397副。淮海战役期间，一共有560万人出民工，其中来自沂蒙山区的就有近百万。陈毅元帅曾经很形象地形容：“淮海战役是沂蒙老区人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同时又说：“我进了棺材也忘不了沂蒙人民，他们用小米养育了革命，用小推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在解放战争中的丰功伟绩。这就表明人民在战争中发挥的根本性作用。当前一些表现现代革命战争的文艺作品，有意无意地忽视人民这个背景，孤立地来表现战斗场面。至于为何而战，为谁而战，战争会产生什么影响，人们对战争双方有着怎样的评价，等等，则一概搁置不论。可以说，重视战争中的人民群众的要素，重视民心向背得失，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体现。失去了人民性的背景，被凸显的就是个体；推动战争进程的力量就不是作为群体的人民群众，而是个体的能力和智慧。这显然是脱离人民大众的个人主义观念。凸显个人，隐匿大众，凸显表象，遮蔽本质，这就无法使人们真正认识到战争带给我们的深刻历史启示，也无法真正把握到战争的真相和实质。 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的一封信中认为“戏剧的未来”在于“较大的思想深度和自觉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2]这不仅是“戏剧的未来”，也是其他文学作品的未来。较大的思想深度、自觉的历史内容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都要靠有着丰富的本质性蕴含的背景来显示。这蕴含丰富的背景中的主角就是人民。“较大的思想深度”在于笔触是否抵达了基层的劳动人民，“自觉的历史内容”在于是否把握到了由人民力量所推动形成的社会发展趋势，“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正来自人民群众的生活本身。而在这些方面，当前有些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可以说是大大地退步了，它们孤立地、片面地、“特写式”地表现战争表象，消解思考的深度和整体历史内容，更谈不上情节的生动与丰富。这样的文艺作品，不仅其所反映的真实性是不完整、不完全的，而且其表现也根本没有达到真实之美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