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文学研究 此处所谓的中国现代文学，乃取其广义，即含中国当代文学在内。中国现代文学自1917年滥觞迄今为止，本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硬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将其划为两段，极不科学，亦不符合文学发展实际。赵树理的文学道路就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本文正是欲有意识地放大中国现代文学的时限，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方能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路向进行更加全面和清醒的观照。 中国现代文学从1917—1979年走过了大约60年历程。这期间，文学发展的态势大体上是由多元走向一元，由偏重“现代”到偏向“中国”，由以文学为本位到以非文学为本位的动态过程，——当然，其中有反复、有曲折。只是到了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走向才发生了逆转，“文学”开始向自身复归，并重新开始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回到了五四新文学的初始初衷。尽管在历史新时期我们确实产生了五四时期难以发生的某些文学现象（例如作家创作心理中的空前残酷的“自虐”情结——《废都》就是这样产生的），也确实产生了一些优秀的甚至可以步入世界文学之林的佳构（如张炜的《古船》），但我们却再也没有产生鲁迅那样的文学巨子，没有产生一位能够集思想家与文学家于一身的文化伟人——倘若不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也就绝不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 基于以上现象，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一下初步的总体反思。 一 所谓“中国现代文学”不独是对某种文学的空间的一种限定，亦是对该种文学的属性的一种规定。即它必须是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特点的文字，更主要的是它乃是关涉到文学的民族性问题。而所谓“现代文学”，也不能仅仅理解为是时间的一种界定，事实上它也是关涉到文学的现代化问题，关涉到文学是否具有真正的现代根本属性问题，至少其主流部分如此。很难想象，若不是有巨大而深刻的五四文学革命，中国新文学会称得起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正是以此为开端，文学的现代化民族化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根本方向。 文学的民族化是文学的现代化的基础，任何民族的文学走向现代化，都必须承认和基于该民族已有的文学遗产；而文学的现代化又是文学的民族化的终极目的，所谓文学的民族化，并非因强调文学的民族个性而使之封闭、复古自外于世界文学，恰恰是因为这种个性的存在而走向世界、走向现代。鲁迅先生曾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①]此说后来被引申为一种关于文学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的被普遍接受的一种观点，即“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任何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由于深刻、生动地反映了该民族的民族个性（包括生活方式、伦理道德、风土人情、心理素质、语言文化等等），使得其具有了与他民族有别的审美价值、审美情趣，从而刺激、引发了其他民族的读者们的注意。这确系文学欣赏、文学接受的普遍规律。但无论是一个民族所固有的民族性抑或表现在这一民族的文学作品中的民族性，都不会一成不变，总要有所发展，有所变异，有所前进，有所超越。否则，这一民族（连同其文学）便只能消亡。因此，某一民族及其文学的所谓民族个性，事实上乃是在对立统一的辩证演变中对固有民族个性的认同与超越，亦即是说，所谓民谓个性，我们必须从动态的角度去把握，而这种民族个性变动、发展的总的趋向无疑是向人类的共性趋近，与整个人类向大同世界发展的总方向是一致的。在民族个性中，必须反映出人类的共性，那么这种个性越是特异与明丽，便愈会为全人类所欣赏和接受，因为那“共性”提供了接受的基础，那“个性”刺激了接受的“欲求”。诚如别林斯基所说：“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天才到处被一切人们承认，而不仅为他的本国人所承认，民族性应该是首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条件，除了是民族的之外，他还得同时是世界的，就是说，他的作品的民族性必须是人类思想之无形的精神世界底形式、骨干、肉体、面貌和个性。”[②]鲁迅所塑造的阿Q是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典型，它首先是民族的；然而几乎支配了阿Q全部行为方式的“精神胜利法”，又反映着全人类共有的一种心理现象，堪称“人类思想之无形的精神世界底形式”，因而阿Q这一形象能为世界各民族所接受。鲁迅说：“北极的遏斯吉摩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也将不能懂得。”[③]林黛玉在他们看来恐怕是吃饱餍足却病恹恹，这一病态社会的病态美人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过的是每天为最基本的衣食之需而拼杀、粗犷而豪放的生活。或者说，林黛玉这一形象所包容的全部意义，与他们（换言这也就是说与全人类）尚无法全部沟通。因之，她的世界性也就不若阿Q，尽管她也是“民族的”，并且是民族性相当强的。简言之，我们不能舍弃“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这一命题的前提而将其绝对化，对于文学民族性和世界性关系必须辩证地把握。事实上越是到了现代，作家便应越是自觉地追求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统一，只有这样，文学才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 返顾我国古代文学，由于它所曾隶属的封建社会的长期封闭性，决定了它的民族性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世界性因素极弱。只是到了近现代，由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不独打开了国际市场，也打破了各民族的自给自足、闭关锁国状态，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自觉地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才被提到历史日程。与此同时，文学的民族化问题也就得到更为自觉的审视与关注，——尽管民族性曾长期居于我国文学的主导地位，但那时还只是文学存在的客观属性，尚未成为推动文学发展的规律与方向。就是从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辩证规律而言，也必然如此，作为矛盾一方的文学现代化问题，不可能脱离与其对立统一的另一方的文学民族化问题而单独存在。正如朱德发先生所说：“新文学的民族化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而是彼此依存、相互补充、并行不悖的相辅相成的关系，是保证我国新文学健全发展的两翼，也可以说，‘两化’是一个双向同构运动的相互变奏的过程。”[④]然而要使“两化”双翼同时振起，却谈何容易。有时现代化这一翼起主导作用，有时民族化一翼起制导作用，这种倾斜不仅可以从历时性角度进行考察（不同历史时期文艺思潮的主调有所不同），亦可从共时性角度加以比照；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文学流派在文艺主张与创作实绩上有不同侧重，比如30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与京派文学，其所自觉追求的审美趋向明显有别。并且，同一文学流派在其发展过程中，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倾向。例如京派文学的代表作家沈从文，深受外国文化浸渍，早年可以说是两种审美观并存：一种是接近西方的、现代的；另一种则是传统的、民族的。两种审美经过交汇碰撞，最后形成了他自己的带有浓烈的中国民族色彩的宁静和谐的审美观。正是由于“两化”双向运动的不平衡性，造就了中国现代化文学的灿烂辉煌与曲折多舛。 二 中国现代化新文学的奠基人是鲁迅。在他那里不独体现新文学发展的根本方向——现代化与民族化，而且充分表明，古今中外文化交汇乃是新文学建构的渊源。 鲁迅从未在理论上系统、明确地提出中国新文学现代化与民族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命题，但他诸多关于如何对待中外文学遗产的论述，都传达出类似的信息，以他独有的语言，指明了新文学建构的渊源及发展途径。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作为一位文化启蒙战士，就曾这样表述过他对建设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深邃见解：“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却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⑤]鲁迅不仅倡导这种理论，而且实践了这种理论。为了创造为人生的改造国民灵魂的文学，他广泛地，但又是有选择地汲取外国各种文化哲学、思想艺术素养，从俄国古典现实主义到西方现代主义，都为鲁迅所取用；但他在猛烈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对中国古典美学并未全部否定，而是将其抒情言志、传神写意、情景交融、含蓄蕴藉等诸多特点与外来的种种“新机”交汇融溶，从而建构了全新的中国现代文学。他的创作是中国新文学的源头，他的创作还表明这一源头的真正渊源，这一源头涌动喷发的动力乃是鲁迅所自觉进行的古今文化交汇的伟大工程，——当然，古今中外文化交汇是本世界初客观存在的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然而没有鲁迅这样的文化哲人的自觉工作，“潮流”只能客观存在，却很难成为一种自觉的正确的历史朝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