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作 者:

作者简介:
侯怀银(1963- ),男,山西平遥人,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祁东方(1979- ),女,内蒙古克旗人,山西大学发展规划处副主任,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原理研究。太原 030006

原文出处:
课程·教材·教法

内容提要:

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作为一部阐述教育理论的经典著作,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该书于20世纪前后传入中国,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919年~1949年、1949年~1978年和1978年至今。在近100年的传播历程中,《民主主义与教育》对我国教育学的学科基础、教材以及内容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对今天我国教育与教育学的发展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我们应合理评价杜威的历史贡献,重新审视传统的意义,对教育综合改革进行考量。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7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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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16)10-0108-07

       《民主主义与教育》是杜威在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上系统阐述其教育理论的一部经典著作。1916年,该书出版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有关《民主主义与教育》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目前在国内还缺乏系统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就《民主主义与教育》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进行历史的研究,并寻求这种传播和影响对当代中国教育的启示。

       一、《民主主义与教育》在中国的传播历程

       (一)1919年~1949年

       《民主主义与教育》在中国的传播与杜威来华密切相关,该书付梓三年后,杜威的足迹踏上了中国大地,其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传播:一是胡适、陶行知、蒋梦麟、陈鹤琴等人在主流报纸、期刊上系统介绍杜威的学说,对其教育哲学、教育思想进行了大力宣传,为杜威来华讲学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二是杜威来华后开展的系列演讲。在华期间,杜威多方接触国内学者,认真准备演讲,内容涉及哲学、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伦理学、教育学及心理学等多方面的内容,《民主主义与教育》作为系统阐述其教育理论的代表作,是杜威演讲的重点。杜威在中国任教期间,曾以该书为教材教授教育哲学。三是对杜威文章和著作的翻译。当时《新教育》《教育杂志》以及其他报刊大量刊登介绍和研究杜威教育思想的文章。1922年9月,常道直译的《平民主义与教育》(即《民主主义与教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5年达4版,1931年达6版。1928年3月,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邹恩润译、陶行知校的译本,1929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以《民本主义与教育》为名重版。该书的出版次数和发行数量充分说明了它的受欢迎程度,反映了当时学界探究新知的热情与渴望。

       杜威提出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做中学”等教育观点在国内得到了广泛传播和迅速应用,从学术研究、理论学习到学制借鉴和实践办学,从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和平民教育,其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令人叹为观止。究其原因,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为《民主主义与教育》的传播提供了客观条件。经济上,欧美各国忙于战事,无暇顾及对中国的控制,使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极为难得的黄金时期,社会迫切需要人才,而人才的培养需要新的教育思想的介入。政治上,民主和科学成为中国大地上的时代最强音,促进了知识分子的觉醒。文化上,“五四”运动启迪了人们的思想,国人开始在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之中寻求新的救国方案。杜威的教育理论恰逢其时,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1949年~1977年

       这一阶段,人们不再唯《民主主义与教育》的理论“是瞻”,杜威在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上建立的教育哲学及其理论成为众矢之的。1955年5月,曹孚在南京市做了一次批判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报告。紧接着,1956年,曹孚又发表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批判》一书,对杜威的教育作用论、教育目的论、教学理论和道德教育论展开了全面的批判,认为杜威所说的“教育应有个别的、特殊的目的”是为资本主义社会培养年轻一代的资本家,只关注当前的目的,而忽视未来的目的,只承认个人的目的,而否认社会的目的,是一种错误的教育目的观。[1]总体来说,在此期间,杜威的教育思想基本是以“反动”面貌出现的。

       杜威来华时,蔡元培曾在杜威的生日祝词中言及:“孔子的理想,与杜威博士的学说,很有相同的点,这就是东西文明要媒合的证据了。”[2]而曹孚在他的《杜威批判引论》中指出,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批判杜威的教育理论最好的话。以杜威的教学方法论为指导原则的学校教出来的学生,一定犯“思而不学”的毛病。[3]时隔仅30余年,孔子之于杜威却发生了相反的转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当时,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所爆发的斗争波及教育领域,我国教育学进入了“苏化”“语录化”时期,“突然之间,追随杜威主义变成了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4]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杜威成为“清算资产阶级思想流毒”运动中的重点批判对象。在此之前,杜威对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而这段时间对他的批判也是“全方位”展开,出现了很多质疑杜威的文章,如车文博的《批判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反科学反革命的本质—对杜威<明日之学校>一书的批判》(1956),傅统先的《反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批判》(1957),陈元晖的《实用主义教育学批判》(1957)等。他的弟子自然也难逃厄运,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就被认为是杜威的翻版,也受到了批判。

       (三)1978年至今

       改革开放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恢复,人们开始再度审视以往的教育理论和观点。作为对世界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的教育家之一,杜威的教育理论也重新得到了学术界的评价和认可。有人甚至认为杜威的“做中学”和毛泽东的“从实践中学”是一致的,很多再评价杜威的文章和著作先后发表、出版。①1981年,赵祥麟、王承绪编译的《杜威教育论著选》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节选了《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教育是生活的需要”“教育是社会的职能”“教育即生长”等13章的内容。1990年10月,王承绪翻译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97年重印,2001年5月发行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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