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80年代,重构批判话语的活力

作 者:

作者简介:
贺桂梅,北京大学中文系。

原文出处:
文艺理论与批评

内容提要:

06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7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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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后文简称《“新启蒙”》)这本书的写作过程较长,大概从90年代后期我准备博士论文写作时就开始了,博士论文写完后,自己觉得很不满意,于是推翻重来,又花了快10年的时间,直到2010年书才出版。因为做得太辛苦,出版以后真是不想再碰它了。“不碰”也不是真的就绕开了这本书,只是没有直接谈80年代,近五六年我的研究基本上还是在这本书的立场、思路和方法上推进。

      一是从80年代往后推,关注21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和思想状况。核心问题是“中国崛起”以后怎样讨论和想象“中国”,比如关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讨论,比如知识界提出的“文化自觉”问题以及大众文化如何构造“中国想象”等。二是往前推,推到50-70年代。我主要在做的一个课题是“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讨论40-70年代文学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如何构造。《“新启蒙”》第3章分析的“寻根”思潮,我觉得是书中分析的六个思潮中最难处理的,因为背后涉及的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叙述非常纠结,要理清这些问题,关键在如何想象和理解“中国”。也可以说,正是这个关键问题,决定着整个知识界讨论和文学实践的方向。而且很明显,80年代的“寻根”与40-70年代的“民族形式”虽然都在处理中国文化的民族性问题,但思考的框架和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我将问题的考察推进到前30年,考察从30-40年代之交的“民族形式”论争到“文革”时期的样板文艺塑造,这个过程中如何处理民族性、现代性与社会主义实践。第三个推进,也想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总体性地探讨“短20世纪”的文学实践问题,希望在一种连续性而非断裂性的历史视野中,清理从“五四”到80年代的中国文学展开过程及其历史逻辑。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80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当时有意无意地受到“新启蒙”思潮的影响,将两个历史事件的关系描述为某种“圆圈”图式,我希望换一种方式,从中国革命与文学展开的内在逻辑勾勒出“短20世纪”的另一种历史图式。

      总的来说这本书对我还是非常重要的,构成了我整个学术研究的重心,也可以说是对我此前研究的知识结构的全面更新。我的研究往后推、往前推或总体性提升,都围绕着这本书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原因在于,80年代实际上构成了理解当代中国乃至20世纪的一个枢纽性时段。80年代形成的知识体制和思维框架,是今天中国社会常识体统的主要构成,如果不能对这个时段做出有效清理,事实上我们很难重新面对当代中国和20世纪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最近北大出版社希望重版《“新启蒙”》,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进行修订。时隔五年再谈这本书,我想着重讨论四个问题:

      一是“方法”,我想叫知识社会学或文化唯物主义;二是“视野”,即怎么把中国的问题放在一种全球视野里来讨论;三是80年代文学文化的实践主体即知识群体,如何在一种社会史视野中意识到所谈问题的边界和限度。四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左翼话语或马克思主义话语,在80年代处于一种式微或失语状态,因此必须思考这样的问题:80年代最内在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与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关系怎样?最近一些研究者开始重新反思“伤痕”、“反思”文学,也同样是在思考怎么可以从新的角度去反思80年代反思运动的不当之处。

      最后想把问题意识归结到一点,即如何构造一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基础上的新的批判话语?这种批判话语是有活力的,是能和中国社会实践之间展开有效对话的。今天反思80年代,对80年代的知识与思想实践做出历史性的考察,初衷不是要简单地否定它,而是要找到一种新的批判实践的可能性。

      

      《“新启蒙”》主要是对80年代中期“新启蒙”话语的考察,讨论的对象是1983年到1987年间构成思潮的重要文化和文学现象,一共处理了6个:人道主义思潮、现代主义思潮、“寻根”思潮、“文化热”、“重写文学史”和“纯文学”实践。这6个思潮不局限于文学,因为“思潮”是跨界的,它把文学、理论、哲学、美学、艺术、历史等都滚动起来。80年代一个突出特点是知识界问题的讨论或社会文化的变革,是以思潮的形式展开的,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地往前推动。像我们今天社会就很难说有什么思潮了,只有在具备较强共识的社会状态下,“潮”才可以形成。

      为什么是80年代中期?这涉及我对80年代的基本判断。被称为“80年代”的这10多年时间其实不是一个均质的时段。七八十年代之交算一段,大致可以叫“思想解放运动”时期,知识界的主要问题意识,是怎么从正统马克思主义话语里面摆脱出来,当时知识界有非常强烈的“突围”愿望。80年代中期是“新启蒙”话语形成和活跃的时段。80年代后期是一个自我瓦解的时段,即便没有1989年的社会动荡,“新启蒙”话语自身也会崩解,我倒是认为80—90年代之交的社会变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新启蒙论述,因为正是在一种悲情的自我体认中,人们将新启蒙话语视为一个“未完成的故事”,一种没来得及真正实践因而被理想化了的话语形态。所以我认为80年代真正有代表的新主流,是80年代中期形成的新启蒙话语。当然每个思潮的展开和延伸又覆盖整个80年代,而且也有不同变异,只不过中期这个时段最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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