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6)03-0105-12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他一生有着丰富的教育实践和大量的教育论述，涉及教育实践的各个领域和教育工作的方方面面，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到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干部教育、扫盲教育，从教育事业的性质、价值取向、指导方针、教育目的到教育改良、教育革命、学制改革、课程与教学改革、学习方法，从教育领导权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到德育、体育以及广义的学风问题等等。这些丰富的教育实践以及建立在这些实践基础上的系列教育主张构成了毛泽东一生革命工作和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20世纪中国社会的教育现代化进程也产生了广泛和长期的影响。然而，由于非常复杂的原因，无论是毛泽东在世期间还是1976年逝世之后，整个中国学术界包括教育学界对他的教育实践和思想体系的研究始终没有能够理性地开展起来。时至今日，他提出的一些重大教育问题以及围绕这些问题所开展的精辟论述已逐渐不为教育决策者、研究者和一线教师所熟知。基于这样的背景，今天我们提出重新思考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遗产，一方面是要重温当年毛泽东就中国革命和中国教育问题所发表的深刻论述，另一方面也是要进一步深刻理解和重新评估毛泽东深刻的教育论述及其对于未来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意义。 一、毛泽东有关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① 众所周知，毛泽东青年时代曾经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也曾做过一师附小的主事和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师，对于教育工作有着浓厚的兴趣。1921年底，毛泽东虽然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开始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但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中，他还是写到自己终身欲从事的事业为教育事业、终身欲从事的学术领域为教育学，足见教育问题和教育事业在他心目中的分量。此后，不管是在土地革命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始终以一位革命家和政治家的身份，时刻关注着教育问题，发表了大量有关教育工作的论述。他的教育论述论题非常广泛，既涉及教育与其外部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系问题，也涉及教育内部的方针、目的、课程、教学、评价和师资问题，彼此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性和高度的一致性。在他的诸多教育论述中，有一些论述处于比较核心和关键的位置，构成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教育性质始终是毛泽东所关心的重大教育问题之一，对教育性质问题的认识决定着他对于其他重大教育问题的认识。“五四运动”之前，毛泽东受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影响，重视教育的人文性，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格教育论”、“教育救国论”和“教育独立说”的主张，对传统的教育多有批判，希望通过教育的变革完成国民性改造的任务，将教育的变革置于社会的变革之前加以考虑。“五四运动”之后，受杜威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并基于自己从事乡村调查和创办工读新村、工人夜校和农民补习学校的经验，他渐渐地认识到教育活动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现实社会系统中运行的。教育上诸多问题的根子不在教育，而是社会的弊端使然。1927年，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没有文化这样的问题，像杜威、晏阳初、陶行知那样单纯地提倡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是不行的，必须要从根本上开展政治革命，打倒地主阶级。“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1]因此，在毛泽东看来，教育的性质根本上还是社会性、政治性，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阶级性。那些在政治、经济上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在文化、教育上也处于统治地位，并希望自己所统治的学校能够为巩固自己在政治、经济上的统治服务。由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上的问题，单靠教育界的努力是不够的，必须首先解决社会的问题。而且，教育问题的解决须纳入整个社会问题的解决系统中加以考虑，并服务于社会问题的解决。 教育价值问题是毛泽东所关心的另一个重大教育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为谁办教育”或“什么是理想的教育”的问题。像当时的许多进步教育家一样，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认识到，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中，最缺少文化、最需要教育的是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因此理想的或进步的教育一定是为他们而办的，是为着他们的自由、平等和福祉而办的。旧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少数人的教育，而不是多数人的教育；是统治阶级的教育，而非人民的教育。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社会主义的教育就是要变革这种教育的价值取向，将大众的教育、人民的教育作为根本的价值方向加以追求。这个价值认识贯穿毛泽东的一生，始终不渝。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提出：“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忽视其他约占人口九千万的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忽视在政治上最觉悟因而具有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资格的工人阶级，这是不应该发生误会的。”[2]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经多次明确提出，教育“要向工农开门”；1950年，他在给《人民教育》创刊号题词时提出，“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1958年，他更明确提出教育的“人民性”，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价值属性。“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恶君，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说来，几千年来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3]基于这种价值认识，无论在其早期的革命生涯中，还是在其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毛泽东都非常重视最大多数人民的扫盲和教育问题，强调基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采取多种途径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反对和批判那些以各种名义将工人农民拒之于教育大门外的观念和行为，致力于让广大人民享受最广泛的文化和教育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