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时代的世界体系

作 者:

作者简介:
Karim Douglas Crow(1951- ),男,美国华盛顿特区人,哲学博士,世界伊斯兰文明高等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伊斯兰思想和当代伊斯兰社会,政治哲学研究。马来西亚 吉隆坡 46302

原文出处: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促使人们对全球化资本主义进行新一轮的思想审视。启蒙运动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的历史遗产,现代西方政治、经济、科学和知识文化的基础都依赖于启蒙运动,在一定意义上,所有的“现代”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现代化理论”把“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发展迟缓的原因归于未演绎资本主义制度。然而在“依附理论”特别是“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看来,第三世界的“不发达”是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不平等造成的,这个世界体系目前已接近衰竭阶段。只有从全球的角度才能更好去理解、阐释“西方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霸权”“大国的兴衰”“东亚的奇迹”以及“中国的崛起”等历史。在追寻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中,必须牢记历史揭示的压迫及人的动机和满足构成的概念。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6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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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6)04-0037-07

      自2008年9月以来,世界仍处在持续大规模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当中,你不可能保持乐观,指望回到过去的繁荣是危险的、天真的。不是紧紧抓住“复苏”的希望,而是要从历史批判的视角去反思根源,反思正在发生事情的真正实际意义以及它们将来的隐含意义。金融危机只是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表象,它说明“剥削”资本主义经济已达到其经济、政治、社会和道德的极限。它不仅是对我们社会的威胁,也是对大自然的威胁,危及到当今世界及未来世界。

      在新自由主义阶段金融全球化导致的全球危机,同时是系统性的结构性危机,涉及维度包括经济、地缘政治、社会、生态、道德等,并且加速与此密切相关的粮食和能源危机。奥地利学者阿尔诺·特鲁指出:在危机中,那些边缘国家或半边缘国家如东亚、俄罗斯最近在土耳其G20峰会上对“华盛顿共识”——认为只要市场力量正常发挥,实施经济自由、私有化、紧缩货币政策,特别是放开私人外资直接投资,将会“修复”危机——提出了质疑。包括全球化的批评者、环保主义者、各派解放神学的反对阵营,以及最近从新自由主义阵营分裂出的持不同意见者,一致认为不受约束的全球化加大了各国国内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社会贫富差距。大多数这个阵营的追随者同意这样的观点……在世界体系中,收入分配在全球化时代已经恶化。①此外,第三届世界论坛主席萨米尔·阿明强调:这场危机也同时是美国霸权的危机……军事全球化服务于寡头,民主衰落,掠夺地球资源,放弃南方发展等因素的后果。

      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全球历史和文明轨迹,其是表面激流下隐埋的力量运动。缺乏反思的观察者只看到了外表明显的骚动和颤抖,而其实这是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结构逐渐转移后,突然爆发的一个猛烈地震或破坏性海啸。要理解其更广泛的意义和影响,还需要冷静理解晚期的现代世界体系,以及如何展现并发展了前哲的思想和“神话”的功效,其中最主要的是理性和进步。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延展出来的思考,随着科学发展、技术进步和帝国主义的传播以及新自由主义时代资本主义转变为普遍的世界体系,而必然出现的结果。这些都构成了市场化条件下资本主义金融全球化的潜在基础,当今的金融阶层和统治精英促进了这一政治进程。市场社会呈现出“现在已经变得如此广泛,它们构成了对人类未来的真正威胁;由此产生的危机正是这样真正的文明危机”。[1]

      我们主要是针对最近的趋势,用更广泛的文明影响来唤起人们及时反思。我们首先讨论启蒙运动的思想遗产及其晚期现代性的枯竭;其次讨论依附发展理论对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与“边缘”)的全球发展进行总结;最后在世界体系理论框架下讨论“欧洲崛起”,表明欧洲例外论是错误的。遵循的是介绍新自由主义时代资本主义金融市场的负面影响,从人类社会的需要及文明维度出发,批判性理解人类的动机和目的。所有这些,也许可以提供一个必要框架来思考目前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的真正替代品。

      一、启蒙与现代性

      萨米尔·阿明认为现代性是基于下列原则:作为社会的个人和集体负责他们的历史并塑造自己的未来。现代兴起于大约300年前的西欧,是伴随着一个新兴阶层——知识分子阶层而兴起,他们试图从传统的基督教(主要是罗马天主教)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涌现出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思想者,他们渴望吸收新思想来结束封建君主的特权。随着科学发现的潮流,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性原则取代教会的专制教条,构建一个平等的社会秩序。一种新的社会思潮把不同的参与者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更广泛的智力运动,在普遍的世界性精神方面有着相似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目标,从整个欧洲的城市扩展并延伸到北美。②这些公共知识分子自封“哲学家”,他们强调法治以限制国王、贵族和神职人员任意行使制度权力。他们宣传民主和平等、革命和改革、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怀疑主义和科学主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有闲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想象力。

      各种趋势的基因来源于这种“启蒙”或“理性时代”,扎根于批判性反思的信仰,对自然的物理法则充满信心,也乐观地对物质进步的乌托邦主义充满信心。他们赞成以下的信条:宇宙从根本上是合理的,可以通过使用单独的推理加以理解。真相可以通过经验,观测人类内在的推理和系统的疑问来实现,而传统的权威(君主或教会)不可优先于经验。人类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物质和理性进步的历史:人类可以通过开发对自然世界的科学知识以及通过技术来操纵物质世界,克服愚昧、迷信和宗教,通过社会进步和政府机构来减轻其残忍和暴力,通过教育来改善和发展其理性。

      这些启蒙运动中新出现的“伪哲学家们”试图从政治和宗教的限制中解放个人,使他们能按照人性自由行动。他们确信已经发现了人类永远幸福的一种确定模式。在人的个性发展、社会动态以及政治和经济组织理论中,启蒙思想家抛弃旧的宗教和道德的解释,对人类活动和动机的规则进行经验分析和机械解释。物质现实被接受作为唯一的现实,影响到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被认为是基本机械的。该模式声称追求自由自身利益将有利于整个社会;同时还声称人的自由理性会产生健康的道德判断,把人从教条主义和有组织的宗教迷信中解放出来。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自由观点认为,如果人类被赋予了行动自由,出于自身追求最大的个人利益,其结果将“最大程度地符合整体社会利益”。自主的个体自由鼓励和塑造人类活动和组织,应用自然的物理法则。相信他们现在明白这些科学规律,许多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都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永无止境的进步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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